霍梅尼是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和伊斯兰共和国缔造者( 七 )

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首先设法修订己经不适应新形势需要的伊斯兰宪法， 1989年7月修宪一方面为新“领袖”提供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増加了总统的行政权力，为两人以后合作共治奠定了基础。此外，取消总理职位后，行政权力相对集中于总统，有利于拉夫桑贾尼实施必不可少的改革和重振备受革命与战争摧残的经济。

面临改革与重建的严峻挑战，拉夫桑贾尼总统强调务实，反对霍梅尼主义激进派的原教旨主义，公开宣称“不教条” ， “不支持极端主义” 。在内政方面，拉夫桑贾尼主张“新现实主义” ，在政治上，他致力于改革行政系统，削弱某些霍梅尼主义激进派控制的组织和机构的权力，加强行政机构的统一和专业化；在经济上，他提出“十年重建”的口号，为此实行了某种程度的市场导向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在外交方面，拉夫桑贾尼主张“新思维” ，强调伊朗“必须停止树敌” ，从而摆脱了霍梅尼时期伊朗在国际上极度孤立的局面。

受宪法规定的限制，拉夫桑贾尼于1997年第二任期届满后不能再竞选总统，改任“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主席，他与哈梅内伊“共治”局面也随之终结，穆罕默德·哈塔米继任总统。哈塔米在伊朗统治集团中以温和与开明著称，主张继续推进经济自由化改革和执行务实外交，但其竞选纲领吸引伊朗大多数选民的关键在于突出政治改革，强调实行“伊斯兰民主” ，呼吁重建“公民社会” ，实行“法治” ，尊重人权和保障言论出版自由。

1997年5月23日的伊朗总统选举竞争激烈，举世瞩目，哈塔米获近70%的选票。哈塔米获胜被其支持者称为“第二次革命”和“第三共和国”的开端。以哈塔米为首的政治联盟号称拥有“2000万支持变革的大军” ，逐步发展成为以“5月23日”命名的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哈塔米上台以来，内政方面最明显的变化是政府放宽了对出版物的限制，支持哈塔米的报刊一时多如雨后春齊，打破了控制电台和电视台的保守派对舆论的垄断，社会和文化政策更加宽松。在哈塔米的推动下， “5月23日运动”相继在1999年地方行政官员选举和2000年全国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外交上，哈塔米倡导“文明之间的对话” ，以“化敌为友” ，力争同除以色列以外的一切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改革运动的崛起与革命后伊朗社会的变化有关。 20年来，人口翻了一番。在6000万人口中， 61%居住在城市， 79%受过教育， 51%年龄在20岁以下。整体而言，这种社会结构意味着大多数伊朗人本能地倾向于现代的和世俗的价值观，与严厉的中世纪式的神权制度格格不入，己经成为选民主体的受过教育的青年和妇女渴望改革是哈塔米及其盟友在选举中屡屡制胜的关键。

尽管以哈塔米为首的改革派联盟深得民心，掌握了总统职位和议会，但保守派控制了关键性的国家权力机构，可以对改革派进行钳制和反击，使哈塔米在深化政治经济改革方面举步维艰。利用司法手段封闭改革派报刊和监禁改革派要员是保守派对付“5月23日运动”的利器， 1999年7月8日，保守派查封一家重要的改革派报纸，引发抗议浪潮，保守派控制的保安部队和民兵与示威者之间的暴力冲突愈演愈烈，并演变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2001年6月哈塔米再次以压倒优势赢得总统选举。 “领袖”哈梅内伊一方面公开表示支持哈塔米总统，强调经济改革的必要性，甚至谈论“宗教民主” ，另一方面又给人留下在政治上基本倾向于保守派的印象。伊斯兰政治体系严重分裂以及哈梅内伊与哈塔米之间的微妙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体系和决策机制的正常运作。

对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的评析

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即所谓“伊斯兰共和制” ，由于其独特性而引人注目。这种独特性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鲜明的两重性，既带有鲜明的传统主义特征，又带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二是将似乎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政治价值取向一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一奇异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