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梅尼是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和伊斯兰共和国缔造者( 九 )

伊朗伊斯兰政治经济体系中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政治上的矛盾是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矛盾，其核心是神权与人权的关系。一方面，宪法规定，绝对主权完全属于真主，而非人民；伊斯兰法作为真主的启示是人类一切行为的规范；法基赫是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负责领导和监护人民遵循伊斯兰的准则，换言之，神权至上，政教合一，教士专政。另一方面，宪法又规定，国家事务的管理“必须”以通过“选举”和“公民投票”所表达的“舆论”为基础，这至少意味着人民应享有自治权，似乎也可以解读为舆论至上，甚至间接的人民主权。经济上的矛盾是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矛盾，在经济上，伊斯兰化有两重截然不同的含义。对于保守的上层教士和巴扎商人而言，其主要含义是保护私有财产和为追求利润制订法律和宗教框架；对激进霍梅尼主义者而言，其主要含义是伊斯兰国家社会主义。上述政治经济矛盾是奇特的双重权力结构和统治集团内部持续不断的激烈派别斗争的重要根源。

霍梅尼时期，新制度初建，国家处于革命和战争的特殊环境中，霍梅尼集保守的宗教领袖与激进的平民主义革命家于一身，具有超凡魅力和至高无上的宗教及政治权威。这一切暂时掩盖了伊斯兰共和国的制度性弊端。随着革命进入“热月”阶段，两伊战争结束，霍梅尼逝世， “伊朗模式”立刻陷入危机，统治集团不得不进行改革，采取较为务实的政策。

第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似乎是由霍梅尼逝世引发的选择继承人的危机，但实际上是更为广泛深刻的宪政危机。 1979年宪法不仅因找不到符合条件的新法基赫而无法运作，而且难以适应革命后正常化及战后重建的客观需要。 1989年修宪解决了霍梅尼的继承人问题，缓解了行政权力过于分散的弊端，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政治体制的内在矛盾。修宪后，任法基赫的条件降低，己故霍梅尼的一些非正式权力制度化，同时总统的行政权力显著加强。结果，法基赫职位的宗教权威削弱，法基赫职位趋于世俗化，非民选的法基赫与民选的总统在政治合法性和权力方面的竞争性更突出，从而播下新的结构性政治危机的种子。

伊斯兰经济模式的失败同样显而易见。伊朗具备发展民族经济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其石油蕴藏量占世界的9%—10% ，天然气蕴藏量占世界的12%—15% ，经济现代化在巴列维王朝后期己达相当水平。然而，革命后当局不仅未能兑现其经济承诺，国内生产总值反而持续下降。 1977—1996年，伊朗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大约1/3 ，按人均计算下降了50%,即使根据官方显然保守的统计，在此期间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也下降了20% 。

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专制统治，摧毁了历史悠久的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无疑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与历史上的神权制不同，革命后建立的神权制带有这样那样的政治现代主义因素，因此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应该把它看做是伊朗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有进步的成分，又有落后保守的成分，既有适应现代化的成分，又有不适应现代化的成分。

然而，伊朗伊斯兰革命毕竟是由传统主义力量领导的、以传统主义意识形态为旗帜的社会政治运动，其基调是反现代化的。革命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传统主义的神权政治。 “法基赫的监护”实质是以法基赫为首的乌拉玛以真主的名义垄断国家权力，以伊斯兰的名义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揭开神圣的宗教面纱，不难发现“法基赫的监护”实际上体现了清真寺和巴扎的世俗利益，尤其是革命后掌权的乌拉玛政治精英和与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巴扎商业精英的政治经济利益。全面伊斯兰化不仅意味着教士专政，而且意味着保留传统的“瓦克夫”和巴扎，意味着教士通过庞大的宗教和政治基金会垄断经济，甚至意味着乌拉玛政治精英和巴扎商业精英的权钱交易和“关系至上的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激进平民主义日趋式微，除了意识形态和统治精英不同之外，毛拉统治的伊朗同巴列维家族统治的伊朗在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方面并无明显区别。尽管伊朗摆脱了外国控制和君主专制的羁绊，但带有浓厚的传统主义色彩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构成伊朗民族进一步现代化的严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