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如此热爱补肾、补脑、补血？( 三 )

1904年艾罗补脑汁广告第三类药品是补血类。当时最有名的补血药，可能是五洲大药房所出产并宣称可治疗贫血的新药“人造自来血”和加拿大韦廉士大药房生产的“红色补丸” 。补血药的广告一方面强调人体血液循环功能，另一方面亦利用中医传统认知中的“气”、“血”关系，以及“生精补血”、“精血相生”的观念，强调血与性能力之关系，来作为广告推销主轴。除了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现代国家的形成。这主要包括现代国家对身体的控制，冯客先生已经对此做了很多研究，特别是有关近代的优生学、身体观、性观等。而通过二十世纪上半叶印刷媒体的大量传播，优生学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由此体现出国家对身体的规训与管制。如果国家要遂行统治，身体是最基本的单位，情欲理所当然也要被管制起来。所以，在身体观的近代转型中，国家与个人之间也存在着张力。我的研究内容虽然看起来谐谑不经，但背后是有这个关怀的，企图了解从礼教、法制到国家权力对情欲的管束。无论如何，现代国家对个人情欲管束的界限与方式真是一个值得好好展开研究的课题。再者，还有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对身体观的影响亦不容忽略。从晚明以来，关于情欲解放的言论就很多，如汤显祖、冯梦龙有“尚情思潮” 。清代考据学者戴震的很多说法，如“达情遂欲”、“理存于欲”等，其实也是对程朱理学的反扑。

明代小说戴震顺着孟子“寡欲”的观念，进一步提出欲的正当性，以及“欲”与“仁”之间的关系。到了晚清，严复提倡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个人解放的苗头又起来了，对他来说，西方的自由与中国传统道家的逍遥精神是相通的，也等同于儒家的絜矩之道。新文化运动继承了这个传统，特别追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都是冲破对个人身体的控制。当然新文化运动是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却也不乏传统之根基。我的书中有一章是谈《镜花缘》，它出现于1820年代之前，也就是在西方冲击之前。该书利用《山海经》《淮南子》等传统思想资源，以海外探险的故事来反省中国文化传统之缺失。它在主题上恰恰是追求男女平等、反对缠足，所以胡适等人很看重这部书。

正如您所说，现代国家加强了对国民身体的管制，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官方推行了体操、军训、军国民运动等措施，社会上也出现了精武会等团体，都希望“踢”掉“东亚病夫”的招牌，您怎么看这种中西身体上的竞争意识？黄克武：这牵涉近代以来对国民的想象——好国家的基础是健康的国民，其特质又可细分为民德、民智与民力三方面。这是严复依据英国学者斯宾塞的教育思想而提出的。晚清以来，中国启蒙思想家为了追求国家的富强，对国民品质这一点更为看重。国民品质的想法无疑环绕着强壮的体魄，然而这不但包括男子，也包括女子，因为“母肥”方有“儿健” 。同时，优质的国民不但需要身体健康，也需要接受现代知识与培养道德情操，三者并重方是好国民。近代国家追求国民身体的健康涉及“东亚病夫”这个话题，台湾政治大学的杨瑞松教授专门写过一本《病夫、黄祸与睡狮》的书。这种国族之间身体上的竞争，是近代转型之后才出现的。这种论调认为传统中国人的身体和西方人比起来是不行的。当然，这也与清末梁启超受日本武士道观念影响，提倡新民观念与尚武精神有关。他认为过去中国人太文弱了，需要以传统的任侠精神为基础，提倡中国的武士道。此后配合报纸媒体之宣传，于是出现了反转，开始强调肌肉猛男。虽然中国有武术传统，但对肌肉猛男的强调，是受西方审美观念的刺激而产生的。

近代民族国家介入个人身体的部分，尤其表现在晚清开始以尚武精神为基础的“军国民教育”之上。早期的体育课称为“体操” ，学校中有所谓的“兵式体操” ，以军事化的操练强调锻炼强健的身体以挽救中国。 1920年代以后将体操课改为“体育课” ，内容更为多元化，然其目标仍是培育具有“健康美”的现代国民。这方面可以参考我的同事游鉴明教授的专书。但国家介入个人身体的隐忧是民族主义与优生学的结合、对残障者的威胁与迫害，这是很难处理的一个议题。这相当于是说，在一个人来到世界之前，管制就已经开始了。回到身体本身，在古代，它似乎就不是一个可以自主的领域，到了近代，有什么变化？黄克武：身体与情欲是每一个个体最后的、最核心的隐私部分。在欧洲，从十九世纪的中产阶级开始，就有隐私观念了，但privacy在西方作为一种rights（个人权利）也是很晚才出现的，至1980年代才有隐私权。然而，中国传统一直缺乏隐私的观念。我在研究严复时特别提过，严复在翻译西方个人主义之时，自由（liberty）、品味（taste）、隐私（privacy）这三个词是最难翻译的，这三个环节与中国文化差距太大。中国传统有“阴私”的观念，它是一个负面性的东西，其实在中国语境中的“私” ，也几乎都是负面的，具有自私的意涵，而现代的隐私观念基本上是一个中性或者正面的词汇，具有正当性。而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身体慢慢变成了隐私的一部分，后来又跟权利结合在了一起。不过，近代以来在中国的私领域与隐私权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这涉及很复杂的因素。中国传统思想倾向于将公与私做二元划分，而强调大公无私的重要性。诚如王汎森先生所说：人们毫无疑义地认为“为了道德转化， ‘私’的领域应该全部透明，应该将个人全部的隐私置于公共之处，以便在他人的帮助之下，去除藏躲在暗处的渣滓”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礼教禁忌又让人们对情欲话题讳莫高深，甚至长期以来健康教育中有关男女身体的章节都不敢公开讲授，而要学生回家自行阅读。这两者的反差颇大，而出现颇为悖论的情形，一方面反隐私，另一方面对身体与情欲又三缄其口。这些现代中国身体观念都值得加以反思。能否举例说说新型身体观的一些表现内容？黄克武：我主要处理的是现代身体观中的中西交织的部分，这在当时的广告话语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大概是1920年代开始，广告的形象就开始转变了。在古代，用来描述中国男性特质的词是“文”或“武” ，我的研究中加上了“性”的部分，比如从《金瓶梅》到《肉蒲团》，理想男性几乎都是文弱书生，表现出阴柔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