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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后，各地疫情问责机制也要改一改

防疫之策｜复工复产后 ， 各地疫情问责机制也要改一改实现劳动力有序流入 ， 是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 。 问题是 ， 劳动力回流之后 ， 疫情防控的难度增大 ， 疫情增长不可避免 ，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目前一些地区的做法是 ， 将疫情防控责任层层压实 ， 最终落实到社区和企业 。 在社会静止的状况下 ， 这一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 。 但是在人口高度流动的状况下 ， 依然采取这一方式是否恰当 ， 如何完善疫情增长的问责机制 ， 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 。一、人口流动状态下 ， 疫情增长责任难判定人口流动状态下 ， 疫情增长不可避免 ， 而且我们很难确定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 我们试想一下 ， 一个农民工从家乡出发到打工地 ， 有哪方面的原因会导致他感染 。第一 ， 流出地防疫宣传与教育没有做到位 ， 农民疫情防控意识不强 。 自疫情爆发之后 ， 大部分地区农村都通过微信、广播等各种方式对农民进行防疫宣传与教育 ， 农民疫情防控意识有所增强 。 但是依然存在防疫宣传不到位 ， 方式不当的情况 。 社会静止状态下防疫宣传的内容和流动状态下防疫宣传的内容应该有所不同 ， 但是大多数地方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 在一些农村 ， 广播里的内容自疫情起就没有变过 ， 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出去 ， 却没有告诉人们在不得不出去的情况下 ， 应该怎么保护自己 。 这使得一些农民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 就进入到防疫形势比农村要复杂得多的城市 ， 增加了他们感染疫情的风险 。第二 ， 农民自我保护意识不足 ， 一些不良的卫生习惯一时难以改变 。 事实上 ， 如果农民自身没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 ， 不主动和认真学习疫情防控的相关知识 ， 疫情防控宣传即使做到位了 ， 也是无济于事 。 此外 ， 农民很多行为习惯与既有的生产、生活秩序嵌套在一起 ， 要改变这些行为习惯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 这意味着 ， 即使防疫宣传做到位了 ， 农民主动学习了防疫知识 ， 也有可能因为一个用手擤鼻涕的习惯动作而功亏一篑 。第三 ， 在流动过程中 ， 和病毒携带者有了接触 ， 公共交通消毒不充分 。 农民工 ， 尤其是没有私家车的农民工 ， 从农村到城市 ， 往往要转乘好几种交通工具 。 一旦在某一个环节与病毒携带者有接触 ， 或者某一个公共交通工具的消毒工作没有做到位 ， 再加上自我防疫意识不强 ， 都会导致他被感染 。第四 ， 在流入地的居住场所和病毒携带者有了接触 ， 或者当地社区疫情防控不力 。 进入城市之后 ， 很多农民工要么住宿舍 ， 要么住在城中村或城郊村 。 城中村人口密集 ， 来自各地的人聚集在一个村落 ， 疫情防控形势复杂 ， 压力极大 。 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做到位的情况下 ， 人们也有可能和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接触 ， 加上自己的疏忽而被感染 。 社区人手和经验不足 ， 人口快速进入之后疫情防控体系运转出现问题 ， 也会增加人们感染的可能性 。第五 ， 在流入地的生产场所和病毒携带者有了接触 ， 或者生产单位的疫情管控不力 。 和城中村一样 ， 企业也是人员密集区 ， 疫情防控形势和压力同样巨大 。 个体或者企业的一点点疏漏 ， 都有可能对疫情防控带来影响 。除此之外 ， 人们在城市生活 ，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要去市场买菜、去医院看病等 ， 一旦维系这些系统运转的某个环节出现问题 ， 在个体防疫意识不强的情况下 ， 都有可能被感染 。 假设一个人在流出地没有受到充分的防疫宣传与教育 ， 防疫意识不强 ， 个体在进入流入地的路程中感染了病毒 ， 经过一定的潜伏期 ， 在流入地的社区里开始有明显的症状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疫情增长的责任应该算谁的 。 实际上 ， 在流动状态下 ， 除了自我防疫意识不强这一点比较确定以外 ， 我们很难确定导致感染的、外在的、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 因此 ， 也就很难确定谁应该为疫情增长负责 。二、精准问责有什么问题为了推动复工复产 ， 各地都在调整疫情防控的思路 ， 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 在这方面 ， 江西、广东等地走在前列 。 2月17日 ， 江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再发第14道令 ， 强调复工复产改为报备制 ， 返岗员工无需提供健康证明 ， 除来自重疫区的务工人员 ， 在进行健康监测后一律取消隔离要求 。 这些措施有利于企业复工复产 。问题是 ， 一些地区疫情防控的问责机制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 。 2月18日 ， 我们调查了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社区 。 从小区保安那里得知 ， 当天上级下命令 ， “如果这个小区有新增 ， 社区书记就地免职” 。 理由是 ， “因为之前都没有 ， 突然有 ， 那就说明人员防控工作没做好 ， 人员还是流动了” 。 而社区书记为了减少人口流动 ， 降低病例增加的可能性 ， 在省里已经发文取消健康证明的情况下 ， 依然强调进入社区必须提供健康证明 。 不仅如此 ， 还以各种理由拒绝外来人口进入社区 。 我们了解到 ， 一位从鄱阳返回南昌的居民 ， 带了健康证明也不让进小区 ， 原因是在流出地所办的健康证明格式不符合流入地要求 。客观而言 ， 这并不能怪这位社区书记 。 其背后的问题是 ， 原有的问责机制不符合人口流动的大形势 。 在社会静止状态下 ， 实行的是精准问责 ， 责任层层压实到社区或企业负责人 。 被问责的原因也是明晰的 ， 即没有最大限度地限制流动导致社区出现新增 。 但是在复工复产的形势下 ， 人口流动是必然的 ， 一些地区仍然将没有限制流动作为被问责的原因 ， 不太合适 。 不仅如此 ， 在人口流动状态下 ， 导致疫情感染的原因十分多元 ， 责任人实际上难以精准定位 ， 依然实行精准定位的问责机制 ， 十分不恰当 。 这很有可能使流入地的社区干部被“冤枉” ， 也会使他们缺乏促进人口流动、复工复产的动力 。 在复工复产责任没有细化 ， 社区干部从复工复产中所获得的收益十分有限的情况下 ， 尤其如此 。这其中还反映出的问题是 ， 精准问责的依据是结果 。 因为疫情增长与否这一结果十分明晰 ， 容易精准定位 。 这种简单化的考核方式 ， 在原因十分单一的情况下 ， 问题不大 。 在人口流动的情况下 ， 导致结果的原因十分多元 ， 结果导向的问责机制问题凸显 。三、一个两难的问题在人口流动的形势下 ， 责任实际上难以确定 ， 精准定责可能会制造冤案 ， 最终将不利于促进劳动力流动 。 但是劳动力流动之后疫情防控的压力有增无减 ， 如果责任不明晰 ， 也会乱了套 。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 结果导向的精准问责实际上是将这个两难的问题甩给了基层干部 ， 甩给了具体在做防疫工作的人 。 这不利于人口流动 ， 也不利于统筹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 。要破解这个大难题 ， 并不容易 ， 需要更多地讨论 。 在笔者看来 ， 从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出发 ， 破解这个两难的问题 ，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 ， 建立结果导向和过程导向相结合的问责机制 。 之所以出现疫情增长 ，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疫情防控过程中 ， 某些工作出现了纰漏 。 在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 ，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具体是哪个环节导致了疫情增长这个结果 ，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考核防疫工作者在几个具体环节中是否做到位 ， 以降低这一结果出现的可能性 。 在此基础上 ， 综合疫情增长的结果 ， 对基层进行考核和问责 。第二 ， 适度提升整个社会对疫情增长的包容度 。 人口流动之后 ， 疫情增长是一个必然结果 。 一例增长 ， 就给社区书记免职 ， 说明人们对新的形势没有充分的认识 ， 也说明整个体制对个别的疫情增长过度紧张了 。 在人口流动的大形势下 ， 我们依然要对疫情防控保持充分的紧张 ， 但是绝不能过于紧张 。第三 ， 将复工复产的责任操作化 ， 落实到基层 ， 并且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 推动复工复产 ， 疫情防控工作者功不可没 。 但是在严格精准的问责机制下 ， 推动复工复产对于防疫工作者而言 ， 坏处大于好处 。 因此 ， 不仅要转变问责机制 ， 还要建立复工复产的激励机制 ， 解决他们的动力问题 。第四 ， 进一步加强防疫宣传 ， 将防疫转变为每一个人的责任 。 从此前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 在人们感染疫情的原因中 ， 最能够确定的一点是：个体防疫意识不强 。 这是人们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线 ， 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道防线 。 自我防疫意识不强 ， 将大大增加疫情防控的成本 ， 疫情防控做得再到位恐怕也是白费 。 加强防疫宣传 ， 提高每个人的防疫责任意识 。 要让大家意识到 ， 防疫不只是一线工作人员的责任 ， 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 在人口流动的形势下 ， 防疫宣传方式和力度也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作者李婷系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本文来自澎湃新闻 ， 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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