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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入主中原，真是破坏中华文明的罪恶之首？( 二 )

蒙古人入主中原，真是破坏中华文明的罪恶之首？
临安（杭州）形势危急反叛的一方遭到镇压 ， 另一方带着被称为少帝及恭宗的南宋幼主赵昺兄弟——两位幼童——逃出杭州 ， 企图前往南方东山再起 。 在这场混乱当中 ， 南宋士兵中有某些人擅自闯入杭州市内的民宅 ， 放肆地进行强抢、掠夺等暴行 。本应是征服者的蒙古军队 ， 反而是纪律井然地入城的 。 蒙古军为了维持治安 ， 令杭州市内家家户户在门前贴上家族全部成员的姓名 ， 并禁止夜间外出 。有中国史研究者认为 ， 蒙古军队的行为更让人记恨 。 但是 ， 我们不难想象 ， 若蒙古军队不慎重地维护秩序 ， 管理杭州内外 ， 局势究竟会如何发展 。 南宋成立已有一百五十年 ， 若自北宋建国起算的话则已逾三百年 ， 这样的国家与政权消失毁灭 ， 却几乎什么暴动都没有发生 ， 这或许才真的令人吃惊 。当时蒙古军队如此漂亮地控制住了局势 ， 即使在历史上几个类似事例中也是相当突出的 。 虽然这是因为有大汗忽必烈的严格指示 ， 但从此事也可窥知蒙古进驻军中以伯颜为首的将官们的能力非比寻常 。在中国史上 ， 这样的和平过渡是非常特殊的案例 。 一般来说 ， 中国史上的政权更替若是以某个王朝或政权以武力消灭另一个的形式进行 ， 一定会演变成非常惨烈的事态 。 我们虽然很容易误以为前近代的中国史是以士大夫或读书人为中心、软实力占优势地位的 ， 但若与日本列岛或朝鲜半岛的历史比较即可知 ， 在中国史上治乱兴亡异常激烈 ， 硬实力才是至高无上的 。与此点相关 ， 谢和耐在前引书中指出：“与一般所相信的相反 ， 中国历史在人类历史中是其他国家或区域无可比拟的冲击性事件之连续 ， 是最沾染血腥的历史 。 ”这是难以否定的 。 与此不同 ， 一二七六年蒙古对杭州的占领 ， 与其说是“征服” ， 不如说近似于“接收”的这种温和的印象 。 并且 ， 在此前后 ， 蒙古极为和平地收服了南宋旧领江南（中国本土长江以南之地）全境 ， 情况也可以说是大致一样的 。但是 ， 这样一来千篇一律的“历史”就不成立了 。 因为蒙古是“蛮族” ， 所以不破坏“文明”的话就于理不合 。 因此游牧民从一开始就被视作恶徒 。或许读者们无法相信 ， 但一二七六年蒙古军来临之后 ， 杭州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什么变了 ， 又有什么没有变？确切的情况几乎不清楚 。 首都杭州既然如此 ， 那么其他江南各地的情况也可以由此推知 。就目前而言 ， 除去几个特殊的话题及事件外 ， 专门研究者从事的有关蒙古治下的杭州与中国南方的确切的实证研究极少 。 这是今后务必要持续进行的课题之一 。然而 ， 明明没有根据 ， “杭州遭受蒙古打击”这种说法却被大肆宣扬 。 这就是“结论先行”“信者不疑”等心理在作祟 。没有“政治”的繁荣那么 ， 杭州有什么改变呢？由于蒙古的接收 ， 南宋宫廷及中央政府从杭州消失 ， 杭州不再是首都了 。 这是谁都不得不承认的、毋庸置疑的事实 。从秦汉帝国开始到近代 ， 在中国只有首都是大型城市 。 历代中华王朝 ， 在人口极端集中于首都及中央机构这一点上 ， 具有与世界其他区域相当不同的特殊政治制度传统 。 与其他城市相比 ， 中国的首都大得极不自然 。如果是支配广大区域的王朝或政权 ， 首都就会有数千人的“正式中央官僚”和作为其接班梯队的“太学”学生 ， 外加至少三十万到四十万的首都军队防卫京畿 。所谓的正式官僚 ， 是指具有正一品到从九品官阶的“流内官” 。 其下还有不具官阶 ， 负责种种实际事务的数量庞大的下级官吏 。 这些人一般被称作“胥吏” 。 其确切数量虽不清楚 ， 但应该有“流内官”的三四倍 。光看官僚、太学生和胥吏 ， 保守估计也有两三万人 。 加上还有首都驻军 ， 再考虑到他们各自的家族 ， 数量就会更惊人（不过 ， 胥吏或一般士兵是否都有余力娶妻成家、养育孩子 ， 则另当别论 。 据说在传统中华王朝中 ， 军人尤其遭到蔑视以及恶劣待遇 ， 因此终生单身者也相当多） 。此外 ， 最重要的是 ， 首都中还有天子及皇族 。 然后 ， 还有后宫佳丽及宦官、奉仕贵族的各种宫廷仆婢等 。 其数量也不容忽视 。光是合计以上的人群集团 ， 人口就超过了五十万 。 这些人单单因为首都这样的理由而存在 。 而且与这些人的衣食住相关的人群集团也必须考虑在内 。 想想这些必然的附带人口 ， 其数量就变得相当庞大 。不管在哪一个时代 ， 中华帝国的首都都必定是人口达到一百万左右的巨型城市 ， 这在前近代世界中是极为特殊的情况 。 即使是在只拥有“半壁天下”的南宋 ， 情况也没有太大差别 。在蒙古完成接收后 ， 皇室、宫廷、中央政府从杭州消失了 。 首都失去了聚集人群与物资的源头 。当然 ， 要是所有的官僚与吏员都失去工作 ， 那么想必他们的家人与随从也只能流落街头 。 因此 ， 蒙古将主要着眼点放在沿用南宋原有机能 ， 极尽可能地避免人心动摇或人口流动上 ， 借由制定安定化政策 ， 让大多数南宋旧臣官复原职 ， 能够再度就职于各种军事、行政、经济、宗教等部门 。另外 ， 驻屯于首都内外的士兵之中往南方逃亡者 ， 几乎都顺势向蒙古投降 。 可以想见 ， 这些以前靠薪饷生活的人们失业后若无人管制 ， 势必成为社会不安的因素 。 因此 ， 蒙古在考量士兵优劣与本人期望的前提下 ， 将他们派往亚洲各地的战线 。 在远征日本的第二次“弘安之役”中 ， 据称从中国南方乘船出发的人数达到十万 ， 其中大部分都是这些人 。军人们在蒙古到来后急速消失 ， 取而代之的是作为新的驻屯军被派到杭州来的蒙古士兵 ， 其数量达一两万人 。如果单就以上条件来考量 ， 杭州人口的确是减少了 。总而言之 ， 由于有相当数量的纯粹消费的人口在一时之间消失 ， 经济活动理应衰退 。实际上 ， 在九十二年后的一三六八年 ， 在蒙古舍弃中原退回北方、明军取而代之进驻的大都 ，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 也正是如此 。 曾为蒙古首都的大都被改名为北平 ， 再加上明军的掠夺、破坏与焚烧 ， 转瞬间就变得冷清寂寥 。 其后 ， 一直到永乐帝迁都至此、改称北京、进行重建的五十多年间 ， 除了永乐帝夺取政权前的住处“燕王府” ， 其余皆是焚毁后的巨型遗迹留下的乌黑凄惨的面貌 ， 道尽沧桑 。然而 ， 蒙古治下的杭州却保持了繁荣 。 在世界帝国蒙古的背景之下 ， 从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人群、事物、文化聚集于杭州 ， 为其带来了远胜于南宋时期的繁荣 。 这实在是令人吃惊 。 这种情况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一切的关键恐怕就在于——蒙古时代的杭州 ， 就算没有了南宋宫廷、中央政府 ， 也毫无障碍地迎来了另一种繁荣 。 这才是马可·波罗和伊本·巴图塔所要传达的、元代杭州充满自由与开阔的面貌 。用一句话来形容 ， 就是除却政治的经济繁荣 。 在政治直接因素较弱的条件之下 ， 仍存在拥有百万人口的巨型城市 。 这在中国史上固然不必说 ， 恐怕在世界史上也是空前的 。 而使之成为可能的蒙古时代 ，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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