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火灾真相是什么?西伯利亚火灾具体情况

西伯利亚的阴影
西伯利亚火灾真相是什么?西伯利亚火灾具体情况
文章图片

近年来俄国殖民东方问题在欧美的俄国史学界炙手可热 。 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的西伯利亚流放刑罚史因而也受到格外关注 。 2016、2017年两年里 , 就有三部英语专著问世:诺丁汉大学教授萨拉·巴德科克(SarahBadcock)的《无墙之狱?沙皇制末年的东西伯利亚流放》 ,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教授丹尼尔·比尔(DanielBeer)的《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 以及目前英语学界在这一领域最权威的研究者、广西大学英语系外教安德鲁·让特(AndrewGentes)的《1863-1880年波兰人的西伯利亚大驱逐》 。
巴德科克和让特的著作是聚焦一个细小问题的学术专著 , 与此不同的是 , 2019年由后浪出版公司引进、孔俐颖译成汉语的《死屋》则更多是面向非学院读者的通史性学术著作 。 比尔著作的书名(HouseoftheDead , 严格说来是“死者之屋”)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9世纪60年代初间写作、发表的半自传半虚构作品《死屋手记》的通行英语译名 。 但陀氏的《死屋手记》是基于其自身四年苦役经历(在书中改称十年) , 面向当时俄国报刊界具体政论语境的文艺作品 , 而比尔的《死屋》则是对19世纪到20世纪初西伯利亚流放刑罚机制进行全景式呈献的历史著作 。
比尔在《死屋》的前两章交待了西伯利亚流放刑罚的主要目标、基本制度设计(尤其是1822年的斯佩兰斯基改革) , 以及在沙皇俄国原始的国家机器操作下 , 这些制度设计如何在实践中与理论脱节——恶劣的环境、糟糕的基础设施和渎职的官僚让许多流放者根本无法活着走到自己的刑罚目的地 。 从第三章起 , 比尔的叙事主要聚焦在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一波又一波政治犯上 , 从十二月党人、两次波兰起义的参与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 , 到民意党人以及1905年革命后涌现的暴动大军 , 西伯利亚政治流放史就是一部俄国革命前史 。
在关于政治犯、大人物的叙事中 , 比尔也穿插了有关无数一般刑事犯、小人物悲惨命运的叙事:普通苦役犯在刑罚地的生活 , 大规模的越狱、流浪和法外生活 , 对非贵族出身者施加的骇人肉刑 , 以及制度设计者心目中最理想的流刑地萨哈林投入使用后迅速崩坏、垮台的经过 。 所有这些叙事中都包含大量细节 , 关于刑罚和犯人遭遇的种种描述让人不忍卒读 , 而关于沙皇官僚体制低效、腐败的描述则让人啼笑皆非 , 为这幅黑暗的画卷平添了几分熟悉的黑色幽默感(这种黑色幽默在苏联时代将以anekdoty , 也就是笑话的形式成为俄语民间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
在比尔的笔下 , 沙皇俄国的西伯利亚流放刑罚制度简直就像是福柯意义上现代监狱的反义词 。
并不满足于仅仅描绘现象、陈述事实 , 在《死屋》中有一系列贯穿始终的论述链 。 他的核心论点是:沙皇政权将新征服的蛮荒领土西伯利亚用作流放地既有惩戒罪犯的刑罚目的 , 又有开发西伯利亚的殖民目的 , 然而这两个目标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矛盾 。 殖民地开发需要大量年轻、强壮的劳动力 , 而被流放者却多是危险的刑事犯、偷鸡摸狗之辈和老弱病残 。 即使身强力壮者也会被相对较发达的俄欧部分和西西伯利亚地方当局抢先挑走 。 到了刑罚地 , 苦役劳动的效率极其低下 , 对地方经济开发甚少意义 。 犯人们也没有在刑罚地通过劳动改造自己 , 他们学会的是走私、偷盗、伪造、谋杀乃至军事抵抗的技能 , 而刑罚当局随意使用的残酷肉刑则让犯人普遍变得残忍 , 当他们被释放或越狱 , 就会把西伯利亚变成俄罗斯的“狂野东部” , 成为普通殖民者的噩梦 。
沙皇专制政权虽然将政治异见者流放、隔离在西伯利亚 , 但每次镇压的结果都只是打造一批新的“圣徒” , 为下一代反抗者起事吹响号角 。 共同的经历让被流放者越来越团结 , 他们与刑罚当局的斗争最终把西伯利亚变成反抗的舞台 , 并将西伯利亚的黑暗形象带入俄罗斯与欧洲的政治想象 , 严重损害沙皇政权的道德形象 。 随着19世纪70年代以降俄国异见者的急剧激进化 , 镇压和反抗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 沙皇政权把西伯利亚当作异见者的隔离场 , 而革命者却最终把西伯利亚变成了沙皇的埋葬地 , 这是全书的另一条论述主线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