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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融通基金邹曦：新基建应以中心城市化为总纲( 二 )


1999年-2000年第一次大规模的“铁公基”建设 ，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其成功 。 虽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大量修建的铁路、港口、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 ， 短期利用率不高不够经济 ， 但是长期来看为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持 ， 有利于发挥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劳动力红利 ， 因此顺应了产业周期 ， 提升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 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 在当时的历史阶段 ， 为外向型经济提供支持的高速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毫无疑问可以称为新基建 。 而其后十年左右 ， 为应对外部经济冲击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基建投资 ， 同样投向“铁公基”领域 ， 但是没有顺应产业周期 ， 反而造成严重的过剩产能问题 ， 一直到现在都在影响全社会对基建投资的客观评价 。
历史的轮回又过了十年 ， 到目前阶段 ， 为应对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的外在冲击 ， 中国有必要启动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 新基建概念的提出恰恰体现了全社会对于过往基建投资经济性的反思与总结 。 那么 ， 什么才是真正的顺应长期产业趋势的新基建？是不是仅仅因为第二次大规模基建投资的教训 ， 就全面否定体量足够大“铁公基” ， 将其纳入到“老基建”的范畴予以严格限制 ， 而只能过度建设体量不足的新兴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如果短期难以对冲经济下滑 ， 是不是就要受制于所谓“走老路”思维惯性而硬扛 ， 既不能解决短期问题又错失长期机遇？
我们认为 ， 新基建的实践 ， 应当抓住新基建的本质内涵 ， 尊重历史 ， 与时俱进 ， 以此为出发点界定其外在形式 。 “新”的要点在于新的本质内涵 ， 而非新的外在形式 。 应当认识到 ， 新基建不仅限于新兴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 ， 摆布适当的“铁公基”建设 ， 同样属于新基建的范畴 ， 否则就容易陷入“刻舟求剑”的误区 。 为此 ， 有必要深入辨析中国当前阶段的比较优势 。
中心城市化释放土地红利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 ， 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 ， 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 。 ”可以认为 ， 中心城市化已经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模式 。 大力发展具有强大的产业积聚和消费升级效应的中心城市 ， 有助于提升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 ， 同时将释放出巨大的土地红利 ， 形成中国当前阶段最主要的比较优势 。
中心城市化的布局模式 。 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和模式 ， 可以推断中国将形成人口密集的众多中心城市 。 美国城市化的主要形态是都会区 ， 一个中心城市加上周边几个中小城市或县（County） ， 形成都会区（Metropolitan） ， 美国大约有50多个百万人口以上的都会区 。 这种模式与美国国土面积大 ， 人口密度相对较低有关 。 日本城市化的主要形态是都市圈 ， 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共约9000万人口 ， 占日本总人口的70%左右 。 这种模式与日本国土面积相对较小 ， 人口密度高有关 。 我们认为中国中心城市化的布局模式将结合美国和日本的特点 。 中国国土面积大 ， 因此城市化布局将类似于美国 ， 将形成众多中心城市 ， 而不是仅仅限于北、上、广深三大都市圈；中国人口密度较大 ， 因此中心城市的人口聚集程度将类似于日本 。 预计中国将形成单个人口超过1亿的三大都市圈（北京、上海、广深） ， 单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区域中心城市7-8个左右 ， 单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省域中心城市20个左右 。 未来中心城市将聚集中国40%以上的人口 ， 中心城市的布局和人口聚集程度将对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形态 ， 包括交通、居住、服务业态等产生重大影响 。
中心城市化的抓手 。 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发展的过程来看 ， 中心城市化应当立足于实现中低端收入人群的深度城市化 。 由于户籍制度、生活成本等条件的制约 ， 中心城市的常住人口的生活状态极度不均衡 。 制造业、建筑业、生活服务业等劳动力密集行业中 ， 大量来自农村的中低收入就业人口 ， 并未达到城市常住人口应当具备的家庭生活定居状态 ，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的城市化” ， 留守儿童、春节人口大迁徙等社会现象也由此产生 。 要提升中低端收入人群的深度城市化 ， 一方面需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 ， 另一方面需要有效降低生活成本尤其是居住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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