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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融通基金邹曦：新基建应以中心城市化为总纲( 四 )


中心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与中西部地区农村耕地的增加 ， 会形成明显的级差地租 ， 把这部分土地收益在中心城市、复耕地区和进城农民三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 将形成整体效率的极大改进 。 当然 ， 在现实运作中会存在激烈的博弈 ， 这就有必要在跨区域的更高层面建立健全协调分配机制 。 可以想象 ， 一旦这种机制有效建立 ， 在加速中心城市建设 ， 推动中低收入人群有序城市化的同时 ， 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也将获得发展经济的资金支持 ， 从而在保证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基础上 ， 促成多赢局面的形成 。 考虑到受制于现行管理体制而不能实现高效利用的巨大土地存量 ， 以及中心城市高额的级差地租 ， 通过改革土地管理体制加速推进中心城市化而释放出的土地红利 ， 其体量足以保证中国经济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速增长 。 毫无疑问 ， 这就是中国当前阶段最主要的比较优势 。
中心城市化是新基建的总纲
当前提到新基建 ， 往往会加上前缀 ， 即“科技新基建” ， 其隐含逻辑在于通过新兴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 ， 促进高端制造业和消费产业的发展 ， 发挥中国当前阶段的部分比较优势——工程师红利和消费红利 。 我们认为 ， 从现实可操作性出发 ， 应当把提升中心城市化作为新基建的主要导向 ， 通过土地管理体制改革逐步释放隐藏的土地红利 ， 以此促进工程师红利和消费红利的实现 ， 在需求端逆周期调节的同时 ， 从供给端提升中国中长期增长潜力 ， 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无论何种形式的基础设施建设 ， 只要有利于中心城市化 ， 有利于释放土地红利 ， 就是当之无愧的新基建 ， 而且是新基建的总纲！
目前阶段 ， 工程师红利和消费红利确实是中国重要的比较优势 。 在重化工业化进程基本实现之后 ， 巨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劳动力数量红利逐渐减弱 ， 劳动力质量红利随着教育普及逐渐体现 ， 中国每年8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 ， 潜藏着巨大的工程师红利 。 同时 ， 随着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 ， 中等收入阶层群体日益壮大 ， 消费红利非常可观 。 加大新兴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 ， 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以释放工程师红利 ， 促进电商等新形态消费的发展以释放消费红利 ， 很自然地成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 ， 也的确是值得重点发力的方向 。 与此同时 ， 我们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 通过新基建促进工程师红利与消费红利的实现 ，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 。 我们有必要辨析工程师红利和消费红利释放的制约条件 ， 以把握相关新基建的合理进度 ， 以免形成新形态的过剩产能 。
首先 ， 有助于释放工程师红利的高端制造业 ， 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 需要整体产业链的技术进步的支持 。 依靠相关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对高端制造业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 ， 但并非决定性的 ， 或者说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当与全产业链技术进步的进程有效匹配 ， 才能充分发挥新基建的促进作用 。 举例来说 ， 在苹果手机乃至颠覆性的IPhone4推出之前 ， 欧洲电信运营商过于超前的3G网络投资曾使其陷于长期的财务困境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IPhone4的成功反而加速了全球4G网络建设的进度 。 因此 ， 通过新基建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 应当在把握整体产业链技术进步进程的基础上适度超前 ， 否则 ， 由于高端制造业相关基础设施包含了大量的技术设备 ， 过于超前的建设会由于设备的技术性贬值造成大量的资源损耗 。
其次 ， 有助于释放消费红利的新形态消费 ， 与消费供给和人口分布结构有很强的相关性 。 目前在一二线城市人群中各种新形态消费 ， 包括电商、教育等 ， 供给充足 ， 渗透率很高 ， 可以提升的空间相对有限 ， 持续加大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其促进作用有限；基数更大的三四线城市人群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消费能力 ， 但是新形态消费的供给严重不足 ， 渗透率很低 ， 存在可以提升的空间 ， 通过新基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三四线城市的新形态消费供给 。 但是由于三四线城市的人口布局相对分散 ， 整体人口众多但单个城市人口有限 ， 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规模不经济的问题 ， 因此这种改善程度受到投入产出比的制约 ， 其空间也不是无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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