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教学与研究】在所有歪曲证据的毒素中，最致命的莫过于有意作伪( 二 )
不仅个别人喜欢作伪,而且那是一个偏爱弄虚作假的时代 。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前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盛行的那几代人之间,有伪造的莪相之凯尔特诗歌、查尔顿认为是用古英语写的史诗和歌谣、所谓克洛莱尔德的中世纪诗集、维利马克编造的布来顿歌曲、据说由梅尔美译自克罗地亚文的歌词、克拉冯利·杜弗手稿中的捷克史诗,诸如此类的赝品真是不胜枚举 。 在那些岁月里,好像整个欧洲都回响着一曲声势浩大的谎言交响曲 。 在中世纪,尤其在8世纪到12世纪,弄虚作假的现象泛滥成灾 。 那时伪造了大量的特许状、牧师团法规、教皇法令,其中大多数自然是为了私利而编造的 。 例如,为教会获取有争议的财产,维护罗马教廷的权威,在教士与主教的争议中为教士辩护,在主教与大主教的争议中为主教辩护,在教皇与世俗统治者的争议中为教皇辩护,或在皇帝与教皇的争议中为皇帝辩护,这就是作伪者的唯一目的 。 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那些被公认为最虔诚,甚至是最正直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参与这种勾当 。 可见,作伪并不违背公共道德,至于剽窃在当时本来就被公认为理所当然的 。 厚颜无耻的编年史家和圣徒行传的作者都整段整段地抄袭前人的著作 。 虽然中世纪和近代在其他方面差异甚大,但在“未来主义”方面却十分一致 。 在中世纪,人们把前人的教导当做信仰和法律的唯一基础,浪漫主义则不仅追求时髦,而且希望将自己沉浸在原始的生命之泉中 。 那时的人们既受到传统的束缚,又随心所欲地对待真正的历史遗产,似乎是为了对难以抑制的创造欲做出可笑的补偿,对历史的崇拜反而驱使他们去捏造历史 。
本文插图
帕斯卡
1857年6月,数学家米歇尔·夏斯莱向科学院提交了帕斯卡未发表的全部信件,那是作伪大师冯雷·卢卡斯卖给这个老主顾的 。 这位《外省》作者的信件,表明他先于牛顿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 。 这使一位英国学者大为吃惊,他问道,帕斯卡怎么可能引用他死后多年才测量出的天文学数据呢?即使是牛顿在首次发表论文之前对此也是一无所知的 。 卢卡斯并不是唯一遇到这种麻烦的人,他又到工作台前,费尽心机地再制造赝品为自己辩护 。 没过多久,夏斯莱又搞到一些新的“原件”,这回执笔人成了伽利略,帕斯卡则成了收信人 。 他是如此解释其中奥秘的:这位杰出的天文学家把观察的结果提供给帕斯卡,后者又进行了运算,而双方都没有公布信件的内容 。 事实上,伽利略死的那年帕斯卡才18岁,这又如何解释呢?在夏斯莱看来,这不过说明帕斯卡是位早熟的天才 。
那些不肯罢休的反对者又注意到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在一封1641年的信中,伽利略抱怨说写东西时眼睛十分疲劳,可谁不知道早在1637年底他的眼睛就全瞎了呢?可爱的夏斯莱迟疑了片刻就答道:“对不起,我承认到目前为止大家都以为伽利略当时已双目失明,可这是个极大的错误 。 我正想说,这里有一份重要的信件足以驳倒那种错误说法 。 1641年12月2日在另一位意大利学者给帕斯卡的信中提到,伽利略多年来视力一直下降,这几天已双目失明了 。 ”
当然,并非所有的骗子都像卢卡斯那样富于想象力,也不是任何傻瓜都会像他那可怜的受骗者那样轻易上当 。 但生活告诉我们,历史也多次证实,弄虚作假就像一张网,每一个谎言都会带出一连串的谎言,以便互相帮腔 。 这就是为什么出名的伪造事例总是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发生 。 在伪造的坎特伯雷教廷特许状和奥地利公爵领地特许状上有许多君王的亲笔签字,从尤里斯·恺撒到腓特烈·巴巴罗萨,真是应有尽有 。 在有关德雷福斯事件的伪造文件上,所签的名字简直可以排出一张家系表 。 从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弄虚作假的行为就像坏疽一样蔓延,就本质而言,一次作伪必诱发另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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