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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教学与研究】在所有歪曲证据的毒素中，最致命的莫过于有意作伪(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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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
最后,还有一种更为阴毒的欺骗,恕我直言,这是一种虚虚实实的狡猾勾当 。 如对真正的特许状加以篡改,以凭空想象的细节润饰一些基本可信的史实 。 篡改往往出于私利,润饰则是为了点缀 。 以错误的审美观矫饰古代、中世纪的历史著作,其恶劣后果已被多次揭露出来 。 这对新闻界也未必无足轻重 。 即使是不那么矫揉造作的采访人员,在报道人物时也往往不惜脱离事实大加粉饰,绮丽浮夸的修辞传统至今遗风犹存,在报刊编辑中,不乏亚里士多德、昆体良之类修辞大师的私淑弟子 。
某些技术性的条件也助长了这类歪曲行为 。 1917年,间谍波洛被判死刑,一家日报登载消息说,4月6日执行了枪决 。 虽然原先预定于那一天行刑,实际上却在十一天以后才执行 。 采访人员在事先已写好报道,以为会在6日执行枪决,不去核实就发表了 。 我不知这件逸事是否能说明问题 。 当然,如此令人难堪的错误是不多见的,但由此可见,因为发稿的时间十分重要,采访人员对一些可以预测的事件往往事先写好报道以备急用 。 可以肯定,在进行实际观察后,原稿的许多重要内容都会有所更改 。 另一方面,为了大肆渲染,就得补充许多细节,没有人会去加以核实 。 至少,一般的读者不会追究报道是否属实 。 人们总是指望专业人员提供真实的情况,遗憾的是,新闻界尚未找到自己的马比昂 。 推崇古老的版本,迷恋浮夸的文风,这些都是弄虚作假的原因,它们至今仍有不少市场呢 。
假如说一些无意的错误也会造成失实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作伪分成好多等级,从十足的欺骗直到无意的疏忽 。 蓄意捏造事实自然会引起大多数人出自内心的反感,而对那些能满足人们一时利益的假象,大多数人却非常乐于接受 。
著名的“纽伦堡飞机事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 虽然事件的有关情况至今尚未彻底澄清,但大体是这样的:在宣战的前几天,一架法国的商业飞机曾飞越该市,它很容易被视为军事飞机 。 于是开始谣传炸弹扔在某地某地,民众正为即将爆发的战争幽灵所困扰,产生这类谣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然而,事实上根本就没扔炸弹,德国当局拥有制止谣言的一切手段,却纵容这种谣传,非但不去辟谣,反而利用谎言作为宣战的借口 。 不过,他们确实没有捏造事实,甚至在一开始或许只是不自觉地行骗 。 荒唐的谎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是因为相信它就有利可图 。 有各种各样的欺骗,其中不乏自欺欺人者 。 “诚实”一词含义甚广,用这个词时必须注意它的细微差别 。
确实有不少人是诚心诚意受骗的 。 几十年来,对人生的观察研究已为一门即将形成的新学科——“作证心理学”——提供了方法,历史学家利用这些可贵的研究成果的时机业已成熟 。 从下述事例可以看出,这些发现对我们的研究是十分有用的 。
贝尔纳是威廉·梯里叶的朋友和门生,有一天,他非常吃惊地发现,当年其身为教士时经常供职的教堂多角室居然有三扇窗,而他过去一直以为只有一扇窗,为此不禁暗暗高兴,对尘世的事情如此漠然,不正说明他是上帝最虔诚的仆人吗?贝尔纳经常这样心不在焉,据说,他曾在日内瓦湖畔旅行了一天,居然不知道身在何处 。 不过,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足以证明这种心不在焉的情况绝非仅有 。 克拉帕雷德教授的学生就曾在实验课上证明自己无法十分精确地描述大学门厅的模样,就像贝尔纳不知道教堂有几扇窗一样 。 事实上,大多数人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就像一架蹩脚的照相机 。 严格地说,作证就是回忆,印象失真,记忆必错 。 一位年老的法官早就斥责过那“随意”而“圆滑”的记忆 。
失真的东西对某些人确实具有反常的魅力,把这种变态心理称为“拉马丁病”不算太不客气吧?我们都知道这种病的患者通常也不是不愿讲真话,而其证词总有点可疑 。 经验告诉我们,证人的陈述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是同样可信的 。 严格地说,没有绝对可信的证词,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可信的证据 。 在如下两种情况下,即使是最精明的人也会产生错觉 。 第一种取决于观察者自身的条件,如身体很累,情绪不好,等等 。 第二种取决于他的注意力是否集中 。 通常,只有在注意力特别集中的时候,我们才能看清或真正了解某些事物 。 假设一位外科医生在查访病人,他仔细检查了病人,写出病情记录,而对病房里的摆设只是随意地看了一眼 。 我自然相信他的病情报告,而不相信他对病房的描述 。 与通常的看法相反,人们往往对最熟悉的事物反而最难做出准确的描述,因为,熟悉难免使人掉以轻心 。 贝尔纳对教堂的印象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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