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教学与研究】在所有歪曲证据的毒素中,最致命的莫过于有意作伪


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在所有歪曲证据的毒素中 , 最致命的莫过于有意作伪
【美国史教学与研究】在所有歪曲证据的毒素中,最致命的莫过于有意作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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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洛赫
在所有歪曲证据的毒素中,最致命的莫过于有意作伪 。
作伪有两种形式 。 第一种是假冒作者和年代,用法律语言来说就是犯伪证罪 。 有玛丽·安托瓦内特签名的信件并非全是她的亲笔信,其中有些是19世纪的伪造品 。 所谓赛佛尼斯皇冠曾被当成公元前3世纪西徐亚—希腊时代的古董,售与卢浮宫,其实是1895年在敖德萨市雕刻的赝品 。 第二种形式是内容的不实 。 《高卢战记》的作者是没有争议的,但恺撒有意识地在书中歪曲和隐瞒了大量事实 。 陈列在丹尼斯大街的“大胆的菲力”塑像,是在国王死后为葬礼定做的,但种种迹象表明,雕刻家只不过按照一般的模型造了个徒有虚名的肖像罢了 。
两种类型的作伪所造成的不同问题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 。
大多数伪造署名的著述其内容也肯定是假的 。 《犹太人贤士议定书》并非出自犹太长老之手,内容也荒诞不经 。 假如经过考证,证实一份所谓“查理大帝的特许状”是两百年或三百年后伪造的,那么,查理对教皇的赐予也就纯属虚构 。 当然,也不能一概以此类推,有些赝品就是根据已遗失的原件复制的 。 文件系出自伪造,而内容却实有其事,但这类事例十分罕见 。
反之,假如史料的出处是无可置疑的,也不能因此断定内容必然真实可信 。 当学者在煞费苦心考证出一份资料确是原件后,往往没耐心再去考证其内容 。 而且,他们尤其不愿意怀疑那些显然是由法律保证人签署的文件,如官方的诉讼书以及私人的合同 。 然而,这些文件未必可靠 。 1834年4月21日,在控告秘密社会之前,梯也尔在给下莱茵县长的信中写道:“我劝你为即将到来的全面调查对所需文件做好审慎的处理,如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通信,发生在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各种事件之间的要害关系等 。 总之,存在着一场牵涉全国的大阴谋,所有这些必须得到充分的反映 。 ”毫无疑问,这就是蓄意炮制的官方文件 。 对有正式签章和日期的特许状也未可轻信 。 现在的经验就是从打消对它们的幻想着手 。 谁都知道,在那些正规地起草并经过公证的契约中也有不少有意的含糊之处 。 记得不久前,政府有关部门就曾命令将我签署的一份报告的时间加以提前 。 我们的前人在这种地方就更不讲究了 。 在王室的特许状下面常写道“颁布于某日某地”,而如果你参阅一下国王旅行的实录,就会不止一次地发现这一天国王根本不在那里 。 有关解放农奴的法律文件不胜枚举,除非是疯子才会怀疑它们的真实性,据说是出于仁慈才颁布这些法令的,但我们却可以将农奴的赎身费用单据放在解放契约的旁边加以对照 。
光做到辨伪还不够,必须由此深入下去,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 。 只要资料有作伪的可能,作伪的后面必有难言之隐值得进一步分析,可见,证明了它是伪造的,任务才完成了一半 。 考证出查理大帝在艾克斯拉沙佩勒授予教皇的有名的特许状是伪造的,这仅仅是正误,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 假如我们成功地证明是腓特烈·巴尔巴马萨的追随者在作伪,他们的目的是企图实现帝国伟大的梦想,那么,在有关这件历史公案的众多观点中,我们就提出了全新的看法 。 考证使我们抓住在幕后策划骗局的骗子 。 可见,考据学的对象也是人,它与历史学的基本准则是并行不悖的 。
作伪的理由不胜枚举,要想把它们全都列举出来就未免太幼稚了 。 历史学家旨在使人类更为明智,他当然要记住,所有这些理由事实上都是不合理的 。 (诚然,说谎一般来讲是出于自私和被抑制的欲望 。 )正如安德烈·纪德所言:有些人说谎是一种“无缘无故的行为” 。 那位佚名的德国学者曾煞费苦心地用地道的希腊文编写了一部东方历史,还杜撰了一个作者桑哥尼冯,他完全用不着花如此多的精力就可以成为一位著名的希腊语专家 。 弗朗索斯·勒诺尔芝的父亲曾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本人后来也成了其中的一员,17岁时他亲手刻制了圣爱洛教堂的铭文,连他的父亲都受到蒙骗,弗朗索斯也由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 甚至在德高望重之时,他还最后表演了一次绝招,曾展出一批希腊远古时期的遗物,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他从法国乡村收集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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