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春天来了，苍山洱海下有一片喜乐之地｜纸游记①( 十 )
（火把梨）
， 是红的、酸的 ， 另有一种绿的雪梨 ， 是甜的” ， 而且纯朴的喜洲人卖梨几乎是买一赠一 ， 使价格更加低廉 。 最令这些总是饥肠辘辘的华大学生们感动的 ， 是喜洲人的热情好客可以充分满足这些年轻学子们贪食的胃口：
“喜洲当地的四大家族以及一般住户 ， 只要举办红白喜事 ， 总不忘邀请华大师生入席三天
（男同学毫不客气成了连续三天的当然客人 ， 趁机‘打牙祭’ 。 多数女同学只去一次表示祝贺）
。 许多当地女孩都想找一个华大女生做她的干姐妹 。 我的干妹妹结婚时请我为她化妆 ， 送上花轿 ， 依依不舍 ， 很重感情 ， 还请了本镇的乐队吹打唱跳 ， 非常热闹……我们走出校门不管多远 ， 只要到了吃饭的时候 ， 就有人主动拉我们到家里吃饭 。 他们有饵块 ， 干巴牛肉 ， 牛奶烧鱼 ， 牛奶烧白菜 ， 等等 ， 都非常可口 ， 在学校是完全没有的 ， 吃完还不肯收取分文 ， 真不好意思白吃白占 。 ”
本文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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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洲大慈寺 ， 如今已经建成“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 ， 图片来自“华大之声” 。
喜洲人的热忱帮助 ， 华中大学也投桃报李 。 喜洲当地士绅兴办的五台中学 ， 成了华大学生的教育实践基地 ， 解决了困扰当地的师资问题 。 华大在生化理工学科的国内领先地位 ， 也让喜洲商人找到了投资机会 ， 他们资助学生在喜洲创办酒精化工厂和制革厂 ， 设计了花溪水电站 。
喜洲也因为华中大学的所在 ， 成为了众多流亡云南的学术大师们纷至沓来的考察之地 。 西南联大的教务长、历史学家郑天挺就在1944年7月从昆明抵达大理进行访古考察 ， 特意前往喜洲 ， 他称喜洲“风景绝佳” ， 从某种程度上说 ， 喜洲之行与他跟华大师生的接触 ， 多少也对他倍感焦灼的内心是一种安慰 。 此时的西南联大正处于激烈的内讧争斗之中 ， 北大与清华之间因为拨款分配问题争执不休 ， 联大几乎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 。
几乎可以想见 ， 如果抗战没有在1945年结束的话 ， 那么西南联大很可能会步上当初西北联大的后尘以解散告终 。 这与华大在喜洲遗世独立的纯粹学术环境 ，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而作者当成旅游指南而大量引用的人类学名著《祖荫下》的作者许烺光 ， 同样也是一起学术内讧的落败者 。 他原本受同门师兄社会学家费孝通的邀请 ， 到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工作 ， 但因为和同事 ， 也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陶云逵龃龉不断 ， 遭受排挤 ， 只得离开 。 华中大学及时聘请他任教本校 ， 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完成日后这部引起学界瞩目的人类学名著 。
在战争肆虐的乱世中 ， 喜洲成了一片学术净土 ， 不能不说 ，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奇迹 。 但这个奇迹从某种程度上说 ， 又顺理成章 。 这是一个以商业和功名两条腿走到今天的西南村镇一笔富有远见的文化投资 。 每一名热情接待华大师生的喜洲人都是投资人 ， 他们以数百年来投资商业和功名的眼光看到了回报之优厚 ， 在于将这座古老传统的小镇 ， 引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 。
在我离开喜洲后 ， 我在云南近代的文献中偶然查到了一份特殊的档案：1941年4月23日的《云南省政府公报》
（密党字1796号）
《令为据呈大理县已故绅民严子珍遗嘱献金为个人冠军请予褒奖一案仰即知照》 。 三个月前去世的严子珍特意在遗嘱中为“抗战七七献金运动”捐赠一万元国币 ， 这是这位华中大学迁校喜洲的邀请人 ， 喜洲商帮的领袖人生的最后一笔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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