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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春天来了，苍山洱海下有一片喜乐之地｜纸游记①( 九 )


战争像手握镰刀的死神四下收割生灵 ， 恐慌如瘟疫一般在逃难的人群中传染 。 1938年那个战火焦灼的夏日 ， 华中大学在日军战机的轰炸下 ， 被迫踏上漫漫逃难之路 。 这样一座地位煊赫的高等学府 ， 就像一个散发着诱人芬芳的标靶 ， 有着强烈的吸灾能力 。 从武昌到岳阳 ， 从岳阳到长沙 ， 从长沙再到衡阳 ， 这座学校在楚江湘水之间颠沛流离 ， 几乎每到一处 ， 战火就追逼而来 。 这一年冬天 ， 学校终于暂时落脚桂林 ， 恢复开课 。 但一个学期尚未结束 ， 桂林也陷入了频繁的空袭之中 。
“那时日本人扔炸弹 ， 都是燃烧弹 ， 落地一爆炸 ， 就是一片火海” ， 一名叫桂湘云的华大学生多年后 ， 仍然对空袭时的恐怖记忆犹深：“每天上午9、10点钟左右 ， 警报就响了 ， 我们就从教室拼命地向防空洞跑 。 家里给我们每个孩子背一个书包 ， 里面装着换洗的衣服 。 ”
疲于跑警报的华大师生 ， 不得不在次年2月再度踏上流亡之路 。 这一次 ， 他们打算寻找一个读书声不会再被轰炸打断的地方 ， 彻底安稳下来 。 但很遗憾的是 ， 他们最初的选择 ， 是昆明 。 当时的昆明 ， 是名震中国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所在地 。 这所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 ， 是名师荟萃 ， 学生云集的战时学术中心 ， 至今它的赫赫盛名仍如神话传奇般熠熠生辉 。
华大的校长 ， 出色的教育家韦卓民也是看中了西南联大卓越的师资力量和昆明作为云南省会的地位 ， 打算将华大迁至此处 。 但就在他筹谋迁校昆明之时 ， 他遇到了喜洲严家大院的主人严子珍 。 华大迁校云南的消息 ， 对严子珍来说 ， 就像是一笔数额巨大的商务投资 。 他力劝韦卓民放弃将华中大学迁往昆明 ， 改迁喜洲 。 面对韦卓民的犹豫不决 ， 严子珍向他保证华大的师生会在喜洲得到非常良好的帮助和照顾 。
不得不承认 ， 将华中大学迁到喜洲 ， 是一个极为明智的决定 。 就在华大迁往喜洲后不久 ， 1939年10月13日 ， 一百多枚空袭炸弹落在西南联大校舍上 ， 在之后的三年里 ， 身处昆明的联大学生遭受着当初华大学生在桂林的困苦 ， 在密集轰炸最严重的时候 ， 联大学生不得不每天都疲惫地奔波在跑警报的路上 。 可以想见 ， 如果华大迁往昆明 ， 定然也难逃此劫 。
联大的学生们也发现 ， 昆明人对这些学术难民们最初并没有表现出友好的态度 。 一名联大学生抱怨道：“云南人相当真诚朴实 ， 但他们的仇外心理十分强……他们从未愉快地帮助过我们 ， 却似乎存心跟我们过不去 。 ”昆明人与联大师生之间的磨合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才算相处融洽 。 随着战事升级 ， 物价也跟着飞涨 ， 许多联大学生不得不典衣当书 ， 吃一种混合着沙砾、石子、棉絮和老鼠屎的联大特色美食“八宝饭”勉强果腹 。
与之相比 ， 迁往喜洲的华大师生却发现 ， 自己几乎可以说是来到了一片梦幻般的世外桃源 。 他们刚一到达 ， 就受到了喜洲当地以严子珍为首的严、董、尹、杨四大家族和几乎全部镇民的友善欢迎 。 他们将宽敞的大慈寺洒扫出来 ， 作为华大的临时校舍 。 学生们则住进了喜洲各家的祠堂和住房 。 日军的战机从未对这座偏远的小镇产生过任何兴趣 。 这里就像是一片时间被摁下暂停键的遗忘之地 ， 与战火纷飞的外界处于两个互不干扰的时空 。 阅读华大师生的喜洲求学回忆 ， 就像是看一篇暑假游记 。 一名叫尹尧举的学生兴致勃勃地描述了喜洲怡人的气候和风景：
“云南喜洲四季如春 ， 一套西服我们可穿四季 ， 只要一件毛衣就可以过冬了 。 在喜洲的西边是苍山 ， 东边则毗邻洱海……这是一个比较安静、山清水秀的小镇 ， 大家都很喜欢它 。 很多从沦陷区或广东、香港来的同学都感到很舒服 。 到过大理的外国人称喜洲是‘小瑞士’ 。 ”
他也描述了夏天他们“躺在洱海之滨细软的沙滩上睡觉 ， 就像野鸭子一样” ， 每到假日 ， 学生们便出外郊游野炊 。 当然 ， 对学生们而言 ， 除了学业之外 ， 最重要的便是填饱肚皮 。 喜洲的华大学生们惊讶于当地低廉的物价和新鲜的美食 ， 一名学生回忆道 ， 洱海“水很蓝 ， 很漂亮 ， 湖里有很多鱼 ， 有一种鱼叫弓鱼 ， 很好吃” 。 喜洲的回教徒 ， “每天杀一头牛 ， 熬一锅汤 ， 肉都切成一块块的” ， 肉虽然要钱 ， 但对那些贫寒学子们来说 ， 免费的醇厚肉汤却可以喝个饱 。 除此之外 ， “喝牛奶加乳扇和鸡蛋 ， 买来晚上的宵夜 ， 还要放糖 。 他们还买一种用核桃仁的糖来吃 ， 也不贵 。 当时一种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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