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细菌”“病毒”概念的传播与中国现代卫生防疫观念的兴起( 四 )
中国现代卫生防疫观念的兴起
“细菌”概念及相关学说引入中国之后 ， 通过报纸杂志、专业教材、普及读物、小说漫画等多种载体实现社会化传播 ， 对现代卫生防疫观念在中国的兴起 ， 起到直接推动作用 。余新忠在《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一文中曾指出 ， 中国古代的瘟疫解释主要限于疫气传染说 ， 因应疫病更多采取立足个人、内敛而消极的养内避外之法 ， 而涤秽、清洁、隔离并非主流的防疫举措和观念 。在“细菌”概念广泛传播之后 ， 观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事实的确如此 。
“细菌”“病毒”与传染病的关联性确认之后 ， 时人逐渐意识到 ， 世界上对人类威胁最大的既非豺狼猛兽 ， 亦非刀枪炮弹 ， 而是目力难见的病菌、病毒 ， 疫病解释因此有了新的实验科学的支撑 。以往关于疫病原因的非科学认知 ， 如传统的命数、鬼神、疫气说及其导致的不当举措 ， 逐渐遭到批评和摒弃 。1918年4月 ， 恽代英发表于《青年进步》上的《细菌致病说》就批判古代病魔致病说根本无法有效解释病理 。余云岫在《微生物》一书序言中更强调 ， “不知有病原微生物”是国人卫生智识幼稚的最危险表现 ， 声言“不知微生物而言卫生 ， 犹不知敌情而言战守 ， 不知病症而言治疗” 。于是 ， 了解细菌概念和相关知识 ， 就成为预防和战胜疾病的前提 。
高度重视预防 ， 是现代卫生防疫观念体系的关键内容 ， 明确“病菌”以及细菌病原体意涵上的早期“病毒”概念知识之后 ， 传染病防治便呈现出新的思路、手段和要求 。
从清末民初起 ， “卫生为拒菌之根本”的理念逐渐形成并传播开来 。著名的《妇女杂志》于1915年自觉将细菌知识纳入“家庭卫生新智识” ， 认为“必先洞悉夫细菌之一般性状 ， 而后始可以言预防” 。文章详尽解读了洁净居室、清洁食物、隔离病人、健全肠胃、严密消毒等一整套家庭防疫举措 。由于细菌无处不在、传播途径甚广 ， 很多以往日常生活不太重视甚至完全忽视的卫生细节 ， 此时也被报纸杂志反复宣讲 ， 从而给传统清洁观念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如钱币、痰液均沾有或包含大量细菌 ， 并认为是传染病之源 ， 故不可随地吐痰、应勤洗手；蚊蝇为病菌的重要传媒 ， 宜使用纱罩、蚊帐、纱窗和蚊香等 。特别是获悉自身免疫力是抵御疾病的有效保障后 ， 国人更是逐渐突破避疫理念 ， 将全民强身健体提升到卫生防疫根本的高度来看待 。同时 ， 人们也开始格外重视银行、监狱、食堂、图书馆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的空气流通和消毒工作 ， 以避免病菌、病毒传染 。
为防止病菌、病毒酿成大范围的公共卫生事件 ， 国家层面的日常介入和有力干预成为重要保证 ， 这也构成现代防疫区别于古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1919年 ， 北京政府正式成立“中央防疫处” ， 在制定预防传染病计划、检查传染病预防、消毒、治疗材料、研制痘苗血清等多方面做出积极努力 ， 初步回应了现代防疫观念提出的基本要求 。1928年 ， 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并保留了“中央防疫处” ， 其先后隶属于内政部、卫生部 ， 至1930年职能发生变化 ， 专司各类防疫制品的研制 ， 而防疫事项则改由卫生部防疫司负责 。
将“病毒”传播的处置和管控纳入法律法规 ， 也体现了卫生防疫观念的现代变化 。民国北京政府曾分别于1913年、1916年颁布《军舰职员勤务令》和《传染病豫（预）防条例》 ， 对隔离军舰中“病毒潜伏者”、禁售病死禽兽肉等“传染病毒媒介”做过明文规定 。也正是基于防止病毒传染危害大众健康的认知 ， 1935年修订的《中华民国刑法》将故意传染花柳、麻风病列入“伤害罪” ， 民国时期法学家郭卫在1946年所著《刑法学各论》中 ， 特将此例用于解释“传染病毒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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