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文艺批评 | 田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与汪曾祺1980 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异秉》的重写为例( 二 )
壹
汪曾祺本人曾说：“我的感怀寄托是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 。 必须先论世 ， 然后可以知人 。 离开了大的政治社会背景来分析作家个人的思想 ， 是说不清楚的 。 ”[5]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渗透在他的写作中 ， 有些甚至内化为他的创作原则 。 这在《异秉》的重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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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1920-1997）
1980年代的《异秉》首先在语言和叙述上不同于旧作 。 虽然和1941年的《复仇》相比 ， 1948年的《异秉》已经口语化了 ， 但远未纯熟 。 有些语句读起来仍嫌拗口；但重写后的《异秉》口语化风格更加浓烈 ， 增强了描写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 [6]用王安忆的话说就是“总是写实事 ， 而不务虚”[7] 。 在叙述上更 趋简洁并化用了民间曲艺 。 比如写完熏烧摊后 ， 立刻用“且说保全堂”转入另一组叙述 。 这显然取法自评书中“花开两朵 ， 各表一枝”的叙述方式 ， 就连小说的开头也采用了传统的叙事方法：
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 。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 他就在保全堂药店廊檐下摆一个熏烧摊子 。 “熏烧”就是卤味 。 他下午来 ， 上午在家里 。
他家在后街濒河的高坡上 ， 四面不挨人家 。 房子很旧了 ， 碎砖墙 ， 草顶泥地 ， 倒是不仄逼 ， 也很干净 ， 夏天很凉快 。 一共三间 。 正中是堂屋 ， 在“天地君亲师”的下面便是一具石磨 。 一边是厨房 ， 也就是作坊 。 一边是卧房 ， 住着王二的一家 。 他上无父母 ， 嫡亲的只有四口人 ， 一个媳妇 ， 一个女儿 。 ...... [8]
在这里 ， 小说采用了“从前有座山 ， 山上有座庙”的开头方式 。 每句话都提供了便于读者理解的信息 ， 比如一开始就交代主要人物(王二)和中心情节(发达) ， 然后指明地点(保全堂药店廊檐下)和人物职业(摆一个熏烧摊 子) ， 最后提供了王二的居住环境、房屋格局、家庭人口状况 。 通过这种平铺直叙 ， 小说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 在交代这些信息时 ， 每个词句又都简明扼要 ， 明白如话 。 这种在重写中形成的“写话”风格在后来的《受戒》和《大淖记事》中更是发挥到了极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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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插图
是什么因素使一篇题材相同的作品从1940年代依然带有现代派色彩的语言变成了1980年代纯熟的口语化写作?不妨先来看两个事实 。 第一个事实涉及汪曾祺对提升语言能力的建议 。 在1982年的《“揉面”——谈语言》一文中汪曾祺说：
语言是要磨炼 ， 要学的 。
怎样学习语言?——随时随地 。
首先是向群众学习 。
在1985年的《我和民间文学》一文中 ， 他再次强调：
一个作家读一点民间文学有什么好处?我以为首先是涵泳其中 ， 从群众那里吸取甘美的诗的乳汁 ， 取得美感经验 ， 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 。 [10]
这两篇文章都提到了“群众”在作家自我修养中的重要性 。 由此可见 ， 在汪曾祺1980年代的创作思想中 ， 语言能力的锻炼和“向群众学习”有着密切的关系 ， 正是“群众”而不是别的东西充当了文学语言的来源 。
另一个事实涉及汪曾祺对1980年代兴起的现代派的批评 。 李陀认为“朦胧诗”和“寻根文学”对破除“毛文体”居功至伟 ， 而“汪曾祺正是‘寻根文学’ 的始作俑者” 。 [11]但汪曾祺其实对当时的现代派颇有微词 。 他对好友朱德熙说：
随着一些“新思想” ， “新手法”的作品出现 ， 出现了一些很怪的语言......他们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现代”味儿 。 我觉得现在很多青年作家的现代派小说和“朦胧诗”给语言带来了很大的混乱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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