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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文艺批评 | 田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与汪曾祺1980 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异秉》的重写为例( 五 )


「文艺批评」文艺批评 | 田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与汪曾祺1980 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异秉》的重写为例
本文插图

毛泽东、鲁迅
可以看出 ， 重写的版本把王二和陈相公放回社会关系中来写 ， 使“发达”和 “落魄”具体化了 。 这种写法很容易让人想起“典型”这个概念 。 从鲁迅的“杂取种种人 ， 合成一个”[25] ， 到毛泽东所说的文艺作品就是把“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 ， 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26] ， “典型”一直被奉为左翼创作的圭臬 。 它要求“通过一个现象反映出现实生活中许多反复出现的现象”[27] 。 毛泽东做了进一步界定：一方面是作为“典型化”之结果的“普遍性” ， 即被提高和集中过的、“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 ， 感奋起来 ， 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 ， 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28]的革命必然性；另一方面是为表现“普遍性”而使用的具体化思维 ， 即“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 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 ， 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29] 。 如果不具体 ， “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 ， 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 ， 或空头艺术家”[30] ， “空头”恰恰意味着用抽象来统摄复杂的现实 。
汪曾祺不可能不熟悉这些表述 ， 但他对“典型”却颇有微词 。 他认为:
散文化的小说不过分地刻画人物 。 他们不大理解 ， 也不大理会典型论 。 ......要求一个人物像一团海绵一样吸进那样多的社会内容 ， 是很困难的 。 透过一个人物看出一个时代 ， 这只是评论家分析出来的 ， 小说作者事前是没有想到的 。 [31]
汪曾祺在这里把“典型”片面化为“普遍性” ， 却未提及“具体性” ， 但在《异秉》的重写中 ， 对王二和陈相公的深化已经显露出具体化思维在其小说中的应用 。 因为他们都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 ， 通过符合其身份的行为被呈现出来的 。 在汪曾祺的其他作品中也能看到这种努力 。 谢俊在分析《大淖记事》时 就指出 ， “黛玉葬花”是一种“依照抽象法则、理念制定的‘类型’”之美 ， 她在“何时、哪里都是一样的” ， 而巧云的美是在“市井底层的‘大淖东头’ 这个典型的社会空间”中 ， 通过她与其他人物的关系及围绕这些关系的事件具体表现出来的 ， 她“离不开她的大淖 ， 她的成长命运” 。 [32]
为什么1980年代重写的《异秉》在内容上会更具体?实际上 ， 在“向群众 学习”的思想中已经暗含了具体化思维 ， 前文已经分析过这种思想在语言上的表现 。 1950年代在《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当编辑 ， 1960年代在京剧团当编剧的经历使汪曾祺认识到群众口语和民间文艺是一个宝库 。 他后来的语言变得纯熟 ， 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两者的滋养 。 群众口语之所以会具体 ， 是因为它以日常交流为目标 ， 容不得含糊；而用群众口语创作的民间文艺本身又源自乡土 ， 需要照顾到农民识字不多的实际 ， 因此它必须“用声音交代行动”[33] ， 体现出极强的具体性和动作性 。 也就是说 ， 群众口语是一种能够抓住事物特征的“及物的”语言 ， 其目的就是让人听懂看懂 ， 营造出可以迅速理解的效果 。 重写后的《异秉》削减了渲染气氛和心理的词句 ， 加强了外部描写的简洁性和准确性 ， 恰恰反映了这种及物的特征 。 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及物的语言与作家思维的关系 。 正如汪曾祺所说 ， “语言不仅是形式 ， 也是内容” ，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34] ， 语言的变化往往能反映出作者思维方式的变化[35] 。 因此 ， 语言变得“及物”不仅表明汪曾祺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技法 ， 更意味着他更新了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 ， 意味着他对外在世界的理解和把握更趋实在和具体 。 他主张写作要“抓住特点”[36]、要“和人物贴近”[37] ， 正是这种理解方式的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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