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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文艺批评 | 田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与汪曾祺1980 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异秉》的重写为例( 六 )


「文艺批评」文艺批评 | 田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与汪曾祺1980 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异秉》的重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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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下放中的汪曾祺（右一）
但对汪曾祺来说 ， 由语言的“及物”到思维的“具体”不光要归功于对民间文学的案头编辑 ， 他在沙岭子的下放经历起到的助推作用也不可忽视 。 下放劳动常被视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受到压制的佐证 。 但据汪曾祺的子女回忆 ， 汪曾祺很少倾诉这种受到压制的痛苦 ， 反倒经常觉得“很兴奋” ， 他不停地向家人“汇报他的劳动成绩 。 说他学会了不少农活 ， 能赶车 ， 锄地 ， 还能扛麻袋”[38] ， 就连沙岭子的农业工人也对他的劳动能力赞不绝口 ， 1959年年底 ， 群众一致认为“老汪干活不藏奸 ， 和群众关系好 ， ‘人性’不错 ， 可以摘掉‘右派’帽子”[39] 。 他本人在1980年代末回顾人生时也说过:
从一九五八到六二年 ， 我是“一放到底”......整整四年间 ， 我和农民一块吃 ， 一块劳动......这我才理解到中国的农民 ， 理解了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自有传统 ， 自有尊严的......真不是一般知识分子可以随便七嘴八舌的乱说 。 [40]
可见 ， 下放劳动给汪曾祺深入生活提供了良机 。 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使他意识到知识分子写作的局限性 。 他认识到 ， 知识分子仅凭高坐云端俯视众生是无法写出好作品的 ， 只有从生活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 真正地扎根在生活中进行观察和描写才能把握住生活的真实 。 汪曾祺能把农民写得那样生动(如1962年的 《王全》) ， 恰恰是因为在下放中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 “比较切实地 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41] 。 如果没有亲自参加劳动实践 ，没有对生活的直接感触 ， 仅凭抽象的观念和虚无的感受 ， 就会出现“有的小说写农民 ， 讲的却是城里的大学生讲的话”[42]这种尴尬 。 即使像《异秉》这样反映旧社会的作品 ， 汪曾祺也是用具体化的思维来处理他脑海中的记忆材料 。 在1940年代的《异秉》中 ， 很多地方写得朦朦胧胧 ， 实际上只是为了表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团模糊不清的人生感受 。 汪曾祺后来自己也意识到按这种方法“搞来搞去” ， 写的不过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43] ， 是“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尖刻、嘲弄、玩世不恭的态度”[44] ， “到后来就没什么可写了”[45]；而1980年代的重写扩展了原作中故事的社会深度和广度 ， 恰恰表明汪曾祺认识到社会空间比心理空间更广大 ， 对社会关系的具体描写比空洞的抒情更有价值 。
「文艺批评」文艺批评 | 田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与汪曾祺1980 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异秉》的重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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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的《异秉》和1980年代的《异秉》
上述这些认识的获得 ，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汪曾祺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突破狭隘的自我 ， 向着更广阔的群众生活的转移 ， 而这种转移又和他的被“下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经验 ， “下放”经常被视为知识分子“挨整”的象征性符号 ， 并且总能勾起人们对于“文 革”叙述的刻板化印象 。 在“下放”过程中 ， 知识分子遭受了暴力性的规训和不公正的待遇 ，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
但是 ， 如果放宽眼量——比如从汪曾祺的角度来看——“下放”在规训知识分子主体的同时 ， 确实推动了他们的自我革新 ， 弱化了他们自古以来对“文人士大夫”的自我认同 ， 使他们和老百姓有了密切的接触 。 倘若没有这样一个锻炼的过程 ， 没有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 学习群众生产生活经验的经历 ， 汪曾祺的笔触恐怕也就不会在1980年代之后变得如此及物 ， 如此具体 ， 他对经验材料的处理手法恐怕也就不会如此娴熟 ， 处处渗透出生活的气息 。 所以 ， 对待“下放”亦需要一种辩证的眼光 ， 其中固然有消极的一 面 ， 但也不能否认这种经验给汪曾祺这样的作家的创作带来的积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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