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文艺批评 | 田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与汪曾祺1980 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异秉》的重写为例( 八 )


从汪曾祺对《异秉》中人道主义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中 , 不难发现 , 1980年代改写后的版本带有某种阶级论的影响 。 这种影响来自哪里?如果仅从汪曾祺 1940年代的创作经历出发就无法解释这个问题 。 因此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就成了解释这种变化的重要的参照系 。 而在这个时间段内 , 阶级论又的确是最能表现时代特征的思想体系 。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 文艺被纳入政治 , 无论内容和形式都首先按照“政治标准”来判断 , 把握不好这个标准就 “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51] 。 这些观念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抽象的“人性论” 。 在毛泽东看来 , “只有具体的人性 , 没有抽象的人性 。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 , 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52] 。 因此 , “爱”和“恨”只有在阶级关系中才能被具体化 。
「文艺批评」文艺批评 | 田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与汪曾祺1980 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异秉》的重写为例
本文插图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解放社本”/“43年本”)
通过上文对两个版本的《异秉》进行比较 , 不难看出 , 汪曾祺的确引入了这样一种阶级分析的视角 。 当然 , 说汪曾祺描写了“阶级”并不意味着他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般的创作者那样 , 用一种刻板化的方式去直接描写“阶级斗争” 。 汪曾祺本人曾尖锐地批评过这种把文艺过分政治化的做法 。 [53]汪曾祺的高明之处在于 , 他从阶级话语中汲取的不是作为实体的“阶级本质” , 而是对“阶级关系”的具体的、动态的刻画 。 也就是说 , 他对人物所在的阶级采取的不是本质主义的 , 而是结构性的、关系性的理解方式 。 因此 , 在《异秉》中 , 虽然有阶级之间的冲突 , 但并没有被处理成那种被本质化的阶级斗争叙事 。 所以保全堂里的上等人物虽然责打陈相公 , 却并非凶神恶煞;老朱对陈相公出手相助 , 却也没有成为阶级斗争的英雄 。 与此类似的是在《大淖记事》中 , 人道主义既表现为锡匠的江湖义气 , 又表现为巧云和十一子的忠贞爱情 , 但这些人道主义情感是在与刘号长的斗争中具体表现出来的 , 而且成为“这个社会阶层总体性生存状况的激烈化和典型化的表征”[54] 。 正如谢俊指出的:“小说交代得很清楚这是政治经济压迫下的现实逻辑的结果 , 所以这个爱情故事就一直被放在了唯物主义或现实主义态度的审视中 , 而这也使得这个相当有戏剧化色彩的故事反而在一个典型环境中具备了相当的广泛性 。 ”[55]总而言之 , 无论在《异秉》还是《大淖记事》中 , 阶级视野的整体性介入为小说中的人物遭遇赋予了更加具有历史真实性的普遍意义 。 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有“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 , 其原因也在此 。
结 语
有论者认为 , 重写后的《异秉》是一篇非政治的小说:“诡异的汪曾祺有意将小说的时代背景隐藏起来 , 任何可能泄露曹雪芹所谓‘朝代年纪’的细节都被他细心地省略掉了” , 而这么做“只能归结到汪曾祺这个似乎不讲政治的作家在整整三十年的沉默之后对政治的某种程度的看透与规避 。 没有这种看透与规避就 没有汪曾祺 , 也没有《异秉》这样的作品” 。 [56]这样理解汪曾祺与政治的关系略显简单 。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 一是因为“纯文学”话语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简化为二元对立 , 缩小了探讨二者复杂性的空间;二是因为当代社会对日常生活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汪曾祺作品的解读 , 读者过于关注其“小确幸”的一面 , 而对其中隐含的宏大主题则有所忽略 。 这两种想象方式都讳言政治 , 因此也都不甚关注汪曾祺在高度政治化时代中的经历及其所受的影响 。 结果是把汪曾祺1940年代的“旧我”和1980年代的“新我”过于简单地接续起来 , 失去了对其转变过程的历史把握 。
因此 , 以上述两种方式来解读汪曾祺固然不错 , 但仍需在此基础上把他重新历史化 , 探讨他与高度政治化的前三十年的复杂关系 , 以及这种关系在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转变中所起的作用 。 群众政治和阶级话语作为前三十年重要的文化载体 , 为启动这种讨论提供了一条路径 。 通过比较《异秉》重写前后的两个版本 , 可以发现 , 通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经验的中介作用 , 汪曾祺从炫技式的现代派语言转变为纯熟的口语化写作、从演绎抽象观念到学会具体描绘和创造典 型的过程 。 这些变化围绕的主轴则是汪曾祺从狭隘自我走向群众生活的过程 。 可以说 , 《异秉》的重写本身就体现了时代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形塑 。 因此 , 汪曾祺并非一个简单的作家 。 他的不简单在于 , 他看似以非政治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 , 实际上却不是“看透与规避”政治 , 反倒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并且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它的改造 , 尽管他对这种改造的效果可能并不自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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