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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新闻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


清宫旧藏宣德器1774 件 ， 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 ， 把清宫旧藏与明御器厂遗址的出土物相比较 ， 我们会发现传世品与出土物绝大多数都能相互印证 。 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 明御器厂遗址出土的彩饰极其精美独特的蟋蟀罐 ， 在清宫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没有发现一件 。 这些现象似可说明宣宗病逝之后 ， 宣德帝亲自使用的蟋蟀罐没有被他的继承人——正统帝朱祁镇当作“先朝遗物”“先帝遗爱”而保存下来 。 这又是为什么？要拨开这层迷雾还要从考古资料谈起 。 无前期费用可（壹叁贰四九八四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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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插图

明朱瞻基斗鹌鹑图轴（局部）
文 | 刘新园
一、宣德帝与“促织之戏”
明宣德帝——朱瞻基 ， 从洪熙元年（1425）六月继皇帝位 ， 至宣德十年（1435）元月病逝 ， 年仅三十六岁 。 明王朝有国二百七十六年 ， 宣德一代仅有九年零七个月 ， 就整个明王朝来说 ， 它有如短暂的一瞬 ， 然而这却是明代最辉煌的一瞬 。 明史学家把这一瞬 ， 比作西汉时代的所谓“文景之治”——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太平盛世 。 清初以谨严著称的学者 ， 也给这一瞬以“纲纪修明 ， 仓庾充羡 ， 闾阎乐业 ， 岁不能灾”的评价 。
从文献记载来看 ， 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的才干 ， 而且还有许多雅好 ， 比如“留神词翰”“尤工绘事” “好促织之戏”等 。 对宣德帝的前两种爱好 ， 人们深信不疑 ， 因为有一定数量的墨迹流传至今；而对后一种嗜好 ， 则有不同看法 ， 因为宣宗好蟋蟀的记载 ， 大都出自晚明时代的野史笔记 ， 且无实物证据 。 所以清初著名诗人王渔洋在阅读文学名著——《聊斋志异》中《促织》（一篇描写因宣德宫中尚蟋蟀 ， 一平民几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一文后 ， 便很有感慨地说：
宣德治世 ， 宣宗令主 ， 其台阁大臣 ， 又有三杨（荣、溥、士奇）、蹇（义）、夏（元吉）诸老先生也 ， 顾以草虫纤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传闻失实耶？
王氏在这里除对宣德间岁贡蟋蟀的史实表示怀疑外 ， 他的“宣宗令主”、台阁贤良之类的议论 ， 似乎还意味着：宣德帝不会或者说没有可能对微不足道的小虫——蟋蟀产生兴趣 。
至于宣德朝是否有“岁贡蟋蟀”的命令 ， 本文可以暂不讨论；而对宣德帝是否有蟋蟀之好 ， 则应给予注意 。 因为历史不会被抹得无影无踪 ， 假如皇帝真有此好 ， 必然会在遗物方面留下蛛丝马迹 。
二、有关蟋蟀的文献记载
蟋蟀 ， 属昆虫纲、直翅目、蟋蟀总科 。 本文所叙述的蟋蟀 ， 属“斗蟋”（学名Gryllus chinensis ， 图二） 。 该虫在西汉时别称“蛩” ， 晋人以其鸣声如织 ， 又称“促织” ， 明清时叫“蛐蛐” ， 据说是蟋蟀鸣叫的声音相转而成 。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一书中 ， 就有蟋蟀的习性与季候冷暖相关的描述3 。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宋画 ， 就以《诗经·七月》为根据 ， 把时间上有先后之分的事物 ， 并列地摆在一个狭长的手卷上 ， 让人们在同一时空看到该虫“七月在野 ， 八月在宇 ， 九月在户 ，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情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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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七月》诗意图 ， 宋 ， 佚名 ， 纵29.7 厘米、横137.1 厘米 ，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蟋蟀（我国习惯称雄虫为蟋蟀 ， 雌虫为三尾）在求爱时发出的鸣叫 ， 婉转而又深情 。 6 世纪齐梁时代的高僧——道贲 ， 就把它比作大自然的箫管5；唐代天宝年间（742—755）的宫女 ， 还把它装进金丝笼放在枕头边 ， 于夜深人静时尽情地欣赏它那如泣如诉的鸣奏 。 它好斗的性格似乎在宋代才被人发现 。 从此 ， 其“音乐家”的命运便宣告结束 ， 而只能以“职业斗士”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了 。 当时的蟋蟀饲养者就像斗鸡、斗狗或者赛马者一样 ， 他们利用两只可怜的小虫在相聚时一决生死的撕咬 ， 来取乐、营利 ， 并进而设赌 。 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记都城临安（今杭州）之蟋蟀市场时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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