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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新闻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 四 )


从明御器厂遗址的出土物与传世的明官窑瓷器来看 ， 宣德时代创烧的蟋蟀罐 ， 在宣德以后的一个世纪里 ， 明御器厂都不再烧造 ， 直到嘉靖、万历之际 ， 才有少量的青花和五彩虫罐出现 。 这些现象似可暗示宣德以后的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诸帝都没有玩蟋蟀的兴趣 。 宣德时代的斗虫与养虫之风在明代中期的紫禁城里已经悄然消逝 ， 否则 ， 明御器厂就不会停止蟋蟀罐的生产 。
如果再把注意力转向清宫旧藏的宣德器（按：清宫旧藏宣德器1774 件 ， 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 ，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 是此方面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 ， 把清宫旧藏与明御器厂遗址的出土物相比较 ， 我们又会发现传世品与出土物绝大多数都能相互印证 。 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 明御器厂遗址出土的彩饰极其精美独特的蟋蟀罐 ， 在清宫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没有发现一件！
这些现象似可说明宣宗病逝之后 ， 宣德帝亲自使用的蟋蟀罐没有被他的继承人——正统帝朱祁镇当作“先朝遗物”“先帝遗爱”而保存下来 。 这又是为什么呢？要拨开这层迷雾还得先从考古资料谈起 。
综观明一代的官窑产品 ， 尽管量多而又式繁 ， 如从功能上观察 ， 也只有如下几类：
1. 饮食器类：碗、盘、杯、碟等 。
2. 祭祀器类：香炉、烛台、爵杯、簋、簠、登、豆之类 。
3. 陈设器类：花瓶、罐与雕塑之类 。
4. 赏赉器类：送给少数民族首领及宗教领袖和外国使节与外国贵族的瓷器 。
5. 文房器类：水注、砚滴、笔盒、瓷砚之类 。
6. 花鸟虫鱼用器类：种花用的盆钵、鸟食罐、鸟笼、花瓶、鱼缸、蟋蟀罐、过笼等 。
如果把明朝各代御器厂烧造的以上所述的第6 类瓷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 则很容易得出如下的结论：宣德时代的花鸟虫鱼用器 ， 比它以前的洪武和永乐及它以后的正统至万历诸窑所产 ， 其品种更为丰富 ， 其制作更为考究 ， 其数量也要大得多 。
就1982 年以来景德镇明御器厂故址出土的瓷器来看 ， 宣德花盆、花钵类有：白釉折沿平口钵、白釉折沿花口钵、青花红彩花卉纹花口钵、青花红彩折沿钵、青花七棱折枝花钵、青花灵芝纹四方钵、青釉仰钟式钵、青釉六边六足花盆 。 腰圆四足水仙盆则有红釉、紫金釉、洒蓝和孔雀绿四类 ， 六边形水仙盆有青花灵芝纹与素白两式 。 以上各式花器计有十四种 。
鸟食罐则分单口、双口、象生与几何形诸类 ， 约计十四式 ， 鸟笼花瓶虽为蕞尔之物 ， 也分四方琮形、贯耳胆形、蔗段、竹节与葫芦形诸式 。
蟋蟀罐则已如上述 。
以上所列的千姿百态的鸟食罐、虫罐与花盆、花钵之类告诉我们 ， 宣德帝不仅仅有蟋蟀之好 ， 而且还热衷于名贵花木的种植与禽鸟的饲养 。
就皇帝而言 ， 有点爱虫怜花的雅好本无可厚非 ， 但由于臣工投其所好 ， 很容易出现“上有所好 ， 下必甚焉”的风气 。 这一风气一旦形成 ， 小小的花木与虫鸟就会给人民造成灾难 ， 给社会增加沉重的负担 。 为长者避讳的《大明实录》等官书虽然没有相关的记录 ， 但明人的野史笔记与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却透露了许多真信息 。
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七记有：
然宣德年间 ， 朝廷起取花木鸟兽及诸珍异之好 ， 内官接迹道路 ， 骚扰甚矣 。
朝鲜《李朝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二》宣德七年（1432）十二月记朝鲜籍内官尹凤 ， 谓：
凤 ， 本国火者（笔者按：太监）也 ， 初在瑞兴 ， 甚贫贱 。 永乐年间（1403—1424）被选赴京 ， 出入禁闼 ， 于今三世 。 欺诳帝聪 ， 以捕海青、土豹、黑狐等事连年来我 ， 贪求无厌 ， 恣行己欲 ， 于瑞兴（笔者按：朝籍内官的故乡）起第 ， 将为退老之计 ， 土田臧获 ， 腼而求请 ， 以备家产 。 使弟重富位至中枢 ， 至于亲族靡不受职 ， 其蒙国家之恩至矣 。 犹为不足 ， 鞍马、布币 ， 亦区区请之 ， 无耻甚矣 。 本国之人为本国之害 ， 使吾民奔走疲毙 ， 其于昌盛、张定安何足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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