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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新闻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 八 )


众所周知 ， 景德镇明御器厂故址出土的瓷器 ， 系官窑烧造的贡余之物 ， 或者是因有小疵而落选的贡品 。 由于官窑对产品的质量要求极高 ， 而瓷器又最容易在烧制过程中出现毛病 ， 当时的人为了确保贡品的质量 ， 往往都要超额烧造；当合格品上贡之后 ， 皇帝不需要、臣民又不能使用的贡余品与次品就必须砸碎埋藏 。 所以上述出土之物均属有意摧毁的“贡余品”或“次品” 。
如果把上述中华路宣德窑址遗物堆积上层出土的“贡余品”或“次品”与同时代的其他系列的产品（如碗、盘类）相比较 ， 可得出下列印象：
1. 出土的虫罐之底、盖内均书有青花年款 ， 而带盖的产品如大盖罐、大梅瓶、僧帽壶以及娇小的梨形壶等 ， 都只在器物肩部或圈足正中书款 ， 器盖则均无年款 。 在一个带盖的器皿上书写两个年款者 ， 除蟋蟀罐之外 ， 笔者在出土物中仅见青花笔盒一例 。 在笔盒上书写双款 ， 显然因为它是喜爱书画的宣德帝看中的文具 。 而蟋蟀罐也用双款 ， 则说明市井小民的玩物一旦得到帝王的青睐 ， 其地位便会迅速提高 。 微不足道的虫罐在宣德年间已跻身于皇家文物清玩的行列 ， 这显然是明宣宗既擅翰墨 ， 又酷好蟋蟀的明证 。
2. 出土的青花蟋蟀罐上的纹饰也较其他系列的产品更为丰富 ， 如黄鹂白鹭、莲池珍禽、海东青与猎犬 ， 以及灌木鹡鸰、洲渚水鸟等 ， 都是不见于同时代的其他瓷器和工艺品上的绝无仅有的纹样 。
综上所述 ， 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 ， 器型虽然不多 ， 但年款郑重 ， 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 。 当时的御器厂在这些蕞尔之物上肯花费如此之多的功夫 ， 显然是为了投合皇帝的促织之好 。
以上遗物的出土完全可以证实：一代英主明宣宗也有与南宋昏相贾似道相同的爱好 。 假如清初诗人王渔洋也能见到这批遗物 ， 便不会提出前述的一段疑问了 。
四、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
从明御器厂遗址的出土物与传世的明官窑瓷器来看 ， 宣德时代创烧的蟋蟀罐 ， 在宣德以后的一个世纪里 ， 明御器厂都不再烧造 ， 直到嘉靖、万历之际 ， 才有少量的青花和五彩虫罐出现 。 这些现象似可暗示宣德以后的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诸帝都没有玩蟋蟀的兴趣 。 宣德时代的斗虫与养虫之风在明代中期的紫禁城里已经悄然消逝 ， 否则 ， 明御器厂就不会停止蟋蟀罐的生产 。
宣德十年（1435）正月 ， 宣德帝病死 ， 其皇位由他年仅八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 。 朝政由宣德帝的母亲、太皇太后张氏与元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执掌 。 张氏有浓厚的儒家思想 ， 在当时被人称为“女中尧舜”；而“三杨”又是著名的儒臣 。 宣德帝的养虫与斗虫的嗜好以及搜罗名花异鸟的行为 ， 显然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儒家英主的规范 ， 宣宗活着的时候他们虽能以宽容的态度保持缄默 ， 但一旦故去 ， 其不满的情绪就要化为行动了 ， 所以太皇太后张氏在宣德帝死后的当年 ， 就发布了如下命令：
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 ， 革中官不差 。
这道诏令当为宣宗补过 ， 其中的“不急之务”必指奢侈品的生产和花木虫鸟的搜刮 。 停止这些活动并“革中官不差” ， 显然是为了让民休息而采取的善政 。 罢去的“玩好之物” ， 必直指好斗擅鸣的蟋蟀以及宣德帝为养虫与斗虫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的极其精美而又奢华的虫罐 。 太皇太后罢去这些玩意儿有两重原因：一是防止对幼主产生不良影响 ， 因为其时的正统帝年仅八岁 ， 他急需学习儒家经典 ， 而养虫与斗虫很容易使人（特别是儿童）入迷 ， 荒废学业；二是为了维护儿子的形象 ， 因为她认为养虫与斗虫不是明君应该做的事情 。 于是宣德帝喜欢的精美的蟋蟀罐 ， 就被这位“女尧舜”罢去 ， 而成为禁毁之物了 。
上述文献是宣德癸丑（1433）进士、英宗朝翰林学士李贤的记录 。 这记录的背后不仅仅暗示着宣宗以后 ， 宫中的养虫与斗虫之风终止 ， 而且还透露出景德镇御器厂在正统至正德时期（1436—1521）停烧虫罐的原因 。 可见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威力之大、影响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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