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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死亡|技术与死亡，流失的轻和承受的重( 四 )


中国谈到死亡经常说到只是时候未到 ， 那么这里的‘时候’是指什么？时候不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 而是一个自然生命的过程 ， 是时候了 ， 我们会自然的联想到人的死亡 ， 是时候升入天堂了 ， 时候带有某种预定型 ， 说明病人对自己的病情心中有数 ， 活着的时日不多 ， 接下来就是面对死亡 ， 说‘时候’的人头脑清醒 ， 对死亡更加的坦然 。
脑死亡|技术与死亡，流失的轻和承受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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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死亡与器官移植
现行仍没有十分规范的脑死亡鉴别标准 ， 它关乎个人、家庭、社会、伦理……脑死亡不等于死亡 ， 不等于权利的消失 ， 现行的继承法则在一定程度肯定了对死后权利的保障 ， 当然也使得一些利益熏心之徒 ， 打着死的幌子行“救济”和“保障”之实 ， 或是预谋某个人的生命为代价 ， 向法律请求公平合理的分割遗产 。 这一类都是对死的一种不尊重 ， 或是放任的态度 。 他们似乎对死后的财产其他利益更有兴趣 。
大脑是智慧之泉 ， 在我们失去了思考以及可以控制自己的能力之时 ， 我们就成了一个活死人 ， 但活死人不是一副躯壳 ， 他也有生存的尊严、人格 ， 只是这种自主和自觉控制在他人手上 ， 全由他人决定 ， 他受人摆布 ， 但他有存在的价值 。
目前 ， 大量临床研究发现,对脑死亡病人进行的抢救最终都归于无效 ， 这是否成为器官捐赠的依据 ， 什么情况下的生命垂危者 ， 他们又需要符合何种条件才成为“合格”的捐赠者？
如何界定脑死亡？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技术理性中如何鉴定脑死亡？和一般形式上的死亡不同 ， “脑死亡”则有其相对的“隐蔽性” ， 只有专业医生才能判定 。
1959年 ， 法国学者 Mollaret首次提出脑死亡概念 ， 之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 ， 脑死亡标准日臻完善；
1968年 ， 世界卫生组织建立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 ， 规定死亡标准为:对环境失去一切反应;完全没有反射和肌肉活动;自主呼吸停止;动脉压陡降和脑电图平直 。
1968年美国哈佛医学院特设委员会发表报告 ， 把死亡定义为不可逆转昏迷 ， 或称之为“脑死” ， 并提出四条诊断标准：①没有感受性和反应性；②没有运动和呼吸；③没有反射；④脑电图平直 。 要求对以上四条的测试反复多次并在24h以上 ， 结果无变化才认为是死亡 。 但是有两个例外: ①体温过低(小于32.2℃) ; ②刚服用过巴比妥类药物等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的病例 。
1971年 ， 芬兰第一个接受脑死亡标准 ， 之后全世界已有约80个国家和地区颁布和实施了成人脑死亡标准 。 相比之下 ， 2003年 ， 我国在才提出脑死亡标准讨论稿 ， 数易其稿 ， 至今未能统一标准 。
……
我们陷入多重困境中 ， 其中之一是脑死亡不同于植物人 ， 之二是死亡标准的确定涉及到医学技术、社会伦理道德及复杂的法律问题——脑死亡 ， 如何立法？
未死的“生”是他者的救命稻草 ， 器官移植本是人道主义关怀原则下的产物 ， 但在今天市场化运行中却被植入功利化色彩 ， 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 ， 脑死亡是人类文明中所生长出来的怪胎 ，器官移植的功利考虑促使医生偏离了治疗病人、挽救病人生命的目的 ， 而衍变为更多的关注测定人死亡的方法 。 从抢救生命到寻找器官 ， 医生的角色出现冲突和分离 ， 他们不仅要对病人进行诊断 ， 还要对自己进行诊断 。
两篇文章相比 ， Ronald J.Maynard主要从器官移植的伦理、困惑、风险就一个具体的案例展开叙述 ， 它从诸多理论视角对移植的风险性、当事人为何进行移植 ， 技术对身体的干预的伦理性进行分析 ， 其中涉及到吉登斯的“现代性后果”、“自我反思”“策略性的生活”以及福柯的“权力”观等理论 ， 作者写作的方式和之前的几位人类学者相比 ， 都使用了夹叙夹议的手法 ， 但在阐述上更加规范 ， 而且条理鲜明 ， 经由一个关键性人物贯穿问题的前后 ， 当中适当的引用前人的理论进行解释说明 ， 可以想见的是关于死亡、技术的分析大多见于哲学领域 ， 关于生死智慧的解读 ， 似乎在主体性、意义的角度更为明确和易懂 ， 但作者没有说明选择这几种理论的原因 ， 用到一处是一处 ， 其他的一些理论也可以对文章的目的作出解释 ， 这里没有说明 ， 使得这些理论的使用有些突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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