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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 十 )


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对于殷墟的影响是浸润性、渗透式的 ， 这与整个商王朝时期对于南方的经略有很大关系 。 作为稀有资源的供给地 ， 商王朝统治者很早就确保与南方物质通道的畅通 。 这样才保证所需资源如铜矿、龟甲、货贝甚至是稀有动物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辗转运输到中原地区 。 与北方、西方相比较 ， 就影响力而言 ， 我们不能仅用影响力的强弱、大小来讨论 ， 而应该看到南方地区对于殷墟文化影响的模式 。 这种建立在物质资源供应基础之上的影响 ， 其力度并不弱于战争 ， 只是其“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力度 。
殷墟受到东方文化因素的影响 ， 主要表现在陶器上 ， 从时间上来说 ， 殷墟早、晚期均有 。 晚商文化分布态势清楚表明 ， 商王朝对东方的策略以攻为主 。 从资源的角度分析 ， 笔者认为山东地区的海盐可能是促使商王朝始终致力于东扩的原因 。 2008年 ， 山东寿光东双城商周时期大型制盐遗址的发掘 ， 可为此提供佐证 。 在山东寿光双王城水库周围30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的80余处文物点出土的遗物绝大部分为盔形器 ， 时代大多为商周时期 ， 这些文物点是与古代盐业有关的 。 在这么大范围内发现如此密集的与制盐有关的古代遗址 ， 在我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 。 同时 ， 双王城遗址发现了商代晚期遗存 ， 说明该地区至少在商代就是重要的制盐地点 ， 这为研究中国古代制盐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 这是渤海南岸商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制盐业遗址群 ， 也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商周时期最大的制盐业遗址群 。
一直以来 ， 商周时期的食盐供给很不清楚 。 有学者曾指出 ， 山西的解州盐池可能是盐的来源地之一 ， 但始终没有明确的考古学证据 。 此次双王城盐业遗址的发掘 ， 至少可以说明 ， 商周时期这里曾是大型的煮盐地 。 是商王朝势力范围所及之处 ， 其产盐也会供应到殷墟 。
与北方、西方文化因素相比 ， 南方和东方文化因素影响的方式、方法就显得“和风细雨” ， 是逐步渗透的方式 。 如果说商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触是被动的 ， 是为了保有生存空间 ， 是长期被侵扰的状态 ， 那么商王朝与南方和东方的接触 ，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取得稳定的资源 。 这种接触方法的主要手段可能是在战争配合之下的贸易方式 。 通过此种方式 ， 商王朝取得铜料、龟甲、货贝、盐 ， 甚至是稀有动物等资源 。
需要指出的是 ， 殷墟对于外来文化因素不仅仅是输入 ， 更重要的是有很强的融合能力 ， 最典型的案例当属马车 。 正是从殷墟开始 ， 马车、战车逐渐进入中原文明腹心地带 ， 在随后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居于主导地位 ， 以马车为作战单位成为衡量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 。 这种对外来文化因素的吸纳与融合 ， 并在其基础之上进行创新 ， 正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内在机制 。
五 结语
前文论及 ， 一种考古学文化 ， 强势一方会对周邻弱势文化产生巨大影响 ， 同时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 ， 弱势文化也会对强势文化产生影响 。 在文化的输入与输出历程中 ， 殷墟文化由强到弱、由盛而衰 。
徐良高曾指出陶器是日常生活用具、必需品 ， 主要反映的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基层面貌；青铜兵器和工具主要也是日常实用器 ， 用于战争和日常劳动生产 。 青铜礼器则主要是政治工具 ， 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 为极少数人所拥有 ， 在青铜礼器的背后是特定的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和政治理论 。 根据青铜礼器出土情况 ， 划定了东北至辽河流域 ， 北到长城 ， 西北到甘肃东部 ， 西到成都平原 ， 南达南岭 ， 东南抵达长江 ， 东部包括山东大部这样一个大的区域 ， 被称之为“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 ， 文化圈内表现的是对礼器、文字、占卜等信仰、观念、政治制度的认同 。
笔者认为 ， 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都邑正是这个文化圈的核心 ， 周边区域对于礼器、文字、占卜等政治制度的认同 ， 也就是对殷墟文化的认同 。 殷墟对外输出的是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礼制” ， 其价值体系得到周边地区文化的认可 ， 并被效仿 。 殷墟输入的往往是日常生产、生活用具 ， 诸如青铜工具、陶器等 。 这种输入与战争、贸易或资源流通关系巨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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