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还是“人脑红利”？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欧阳志远
-------------------------------------------------------------------以美引领真善 ， 将美感熏陶渗透科技传授和道德培养 ， 使优生优育思路辩证复归“人口红利”，还是“人脑红利”？。
中国全面放开二孩之后 ， 学界仍然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 。 一种认为 ， 基于当前出现的低育状况 ， 要达到更替水平 ， 就要彻底放开人口控制 ， 甚至还要刺激人口增长 ， 继续获取“人口红利” 。 另一种认为 ， 中国人口基数庞大 ， 资源环境形势严峻 ， 劳力紧缺问题应当主要通过科技进步解决 ， 一旦人口增长失控就会出大问题 。 本文拟对方向性问题做一宏观梳理 。 “人口红利”与“人口黑洞”关于“人口红利” ， 有三点需要深入认识：首先 ， 劳力数量的作用 ， 要在适当的国际国内环境中 ， 与其他社会因素搭配才能正面发挥 。 几个后发人口大国获取红利的背景是 ， 制造产业从发达国家大量外移 。 后发国家把握机遇的前提是有强劲的脱贫需求 ， 同时有适当的社会序化机制 。 中国曾经陷入经济困境 ， 后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劳力数量的充裕投入才获得了快速发展 。 这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劳力数量只是内在因素之一 。其次 ， 劳力数量的作用 ， 要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才能正面发挥 。 这个能力在人口众多的后发国家 ， 往往处于临界状态 ， 它很难通过增长来补偿 ， 稍有不慎便可能酿成灾难 。 在一般情况下 ， 无论自然力和人力 ， 都无法完全使人类活动带来的环境变异完全消除 。 抚养比的下降有利于社会福利的保持和提高 ， 但其代价是自然资源的透支 。 “人口红利”的追求 ， 带有向自然无度索取的性质 。再次 ， 劳力数量的作用 ， 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才能正面发挥 。 这个时期是经济增长中科技含量相对低下的时期 ， 贫困的成因是自然资源转化能力低下 ， 根源在国民素质 。 当单个劳力的供养能力较差时 ， 生活保障只能通过新生人口的简单追加来提供 ， 在特定背景下凭人口数量获取红利 ， 是一种畸变性的替代效应 ， 它可以作为权宜之计 ， 但不是长远方略 ， 人口一旦膨胀 ， 形势就很难逆转 。“人口红利”是由经验积累产生的认识 ， 是一种由或然性推理产生的较小概率因果联系 。 考察所有人口膨胀的空间不难发现 ， 能够获取“红利”的只有少数 ， 而且时间不会很长 。 人口在更多地域一直表现为负担 ， 其极端效应可以称为“人口黑洞” ， 即资源被无穷吞噬 。 “红利”转换到“黑洞”容易 ， “黑洞”转换到“红利”较难 。
智能化时代背景下 ， 各个利益创造团体都在追逐【科技红利】了
社会合理与生态合理在彻底放开生育问题上 ， 至少存在以下两点疑惑：其一是经济动力 。 彻底放开理论立足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现状 ， 断言人口老化是导致其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 ， 甚至有意无意地把它作为主要原因 ， 但又不时有文把失业率居高不下作为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主要标志 ， 两者经常在同一文献中并存 。 不过显见的是 ， 许多发达国家对就业岗位的得失仍然斤斤计较 。 适当引进的劳力 ， 有强烈的岗位针对性 。 略加深察就会发现 ， 导致经济衰退的主因是产业的虚化 。 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 ， 寄生性和腐朽性像瘟疫一样在其国内蔓延 。 劳力短缺主要是择业所致 ， 它不可能通过提高生育率来解决 ， 主要对策倾向于智能技术开发 。其二是环境容量 。 中国宗亲文化传统深厚 ， 人口素质高低悬殊 ， 生育动机反差严重 ， 如彻底解除控制 ， 人口暴增的前景可能很难避免 。 中国人均资源贫乏 ， 消耗又与日俱升 。 国际调节只能使产用性资源部分缓解 ， 而直用性资源则只有完全靠国内提供 。 如果资源发生危机 ， 能否通过“循环经济”来应对呢？我认为 ， 应以“资源节约型经济”代替“循环经济” ， 局部有限的资源循环利用 ， 本质属于节约 ， 不宜以偏概全 。 能否通过海外移民解决环境容量呢？个人的看法是：第一 ， 基于国际约束 ， 不可能成为主流；第二 ， 基于国际义务 ， 不应该成为主流 。调整人口结构追求的是社会合理 ， 但社会合理必须以生态合理为前提 。 如果敞放生育并实行激励 ， 最大响应者 ， 很可能是富裕有闲阶层中观念迷茫的群体 。 于是便可能形成资源占用的“马太效应” ， 影响社会稳定 。 依靠提高抚养比来解决民生 ， 可能导致人口结构与数量陷入恶性循环 。
人口超限国情下 ， 有限资源分配、生态生存压力与超限人口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人口危机与人口机遇人口老化问题露头之后 ， 计划生育国策开始受到质疑 。 人口承载能力最终取决于环境容量 ， 环境容量可以分为绝对环境容量与相对环境容量 ， 相对环境容量指虽未达到极限但受社会条件约束的环境容量 。 中国计划生育国策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多数地区相对环境容量接近饱和 ， 少数地区绝对环境容量已经饱和 。 基本国策的实施 ， 为中国争取了必要的发展空间 ， 也为世界争取了宝贵的环境容量 。 虽然在有些地方实施过程中出现过失误 ， 但总体方向是正确的 。 如果主次颠倒 ， 那么就是因瑕毁璧 。关于人口抚养 ， 既有老龄抚养比 ， 还有少龄抚养比 ， 两者相加的总和抚养比 ， 才能真正反映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状况 。 如果通过敞放甚至刺激生育来抵销老龄化的影响 ， 那么就会使少龄抚养比快速上升 ， 从而推动总和抚养比激增 。 随着社会环境演变 ， 少龄人口抚养的投入不断攀长 。 这样劳动人口的总体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 。 实际上 ， 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不在人口年龄结构 ， 而在人口真实贡献 。 人少可以从容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 ， 理性推动发展 。 何况中国社会宗亲观念深固 ， 多子多福观念影响深远 ， 同时从众心理特强 ， 人力资源不至于枯竭 。根据熵增原理 ， 应对低育危机的难度 ， 远小于高育危机的难度 。 两利相权取其重 ， 两害相权取其轻 。 政策只能因势微调 ， 不能让控制空间轻易丧失 。 人口低增长与其说是危机 ， 不如说是机遇 。 完全可以将智能化与生态化有机结合 ， 追求“人脑红利” 。 但仅靠智能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生态化的 ， 很多民众的审美能力和自律能力都明显不足 。 与发达国家相比 ， 个体素质还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 ， 出路在发展普惠精培教育 ， 进行人格塑造 。 人格包括真善美 ， 要以美引领真善 ， 将美感熏陶渗透科技传授和道德培养 ， 使优生优育思路辩证复归 。“人口红利”，还是“人脑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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