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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学课 | 石黑一雄：我的二十世纪之夜，以及其他小突破( 三 )


我们所有的邻居那时都上教堂 ， 我去找他们的孩子玩耍时 ， 我注意到他们吃饭前都要说一句简短的祷词 。
我进了主日学校 ， 很快就加入了唱诗班；到我十岁时 ， 我成为了吉尔福德的首位日裔唱诗班领唱 。 我上了本地的小学——我是学校里唯一的外国学生 ， 或许也是该校有史以来的唯一一位——到我十一岁时 ， 我开始坐火车去上邻镇的一所文法学校 ， 每天早上都会和许许多多穿着细条纹西装 ， 戴着圆顶礼帽 ， 赶往伦敦的办公室上班的男人们共享一节车厢 。
到了这时 ， 我已经完全掌握了那个年代的英国中产阶级孩子所应遵循的一切礼仪 。去朋友家做客时 ， 我知道一有成人进屋 ， 我就要马上立正 。 我学会了在用餐时如果需要下桌 ， 必须征得许可 。 作为街区里唯一的外国男孩 ， 我在当地甚是出名 ， 走到哪里都有人认得 。 其他孩子在遇见我之前就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 我完全不认识的陌生成年人有时会在大街上或是当地的小店里直呼我的名字 。
当我回首那段经历 ， 想起那时距离二战结束还不到二十年 ， 而日本在那场大战中曾经是英国人的死敌时 ， 我总是惊诧于这个平凡的英国社区竟以如此的开阔心胸与不假思索的宽宏大量接纳了我们一家 。 对于经历了二战 ， 并在战后的余烬中建立起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崭新福利国家的那代英国人 ， 我心中永远保留着一份温情、敬意与好奇 ， 直至今日 ， 而这份情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在那些年里的个人经历 。
但与此同时 ， 我在家中却又和我的日本父母一起过着另一种生活 。 家中 ， 我面对的是另一套规矩 ， 另一种要求 ， 另一种语言 。 我父母最初的打算是 ， 我们一年后就回日本 ， 或者两年 。 事实上 ， 我们在英国度过的头十一年里 ， 我们永远都在准备着“明年”回国 。 因此 ， 我父母的心态一直都是把自己看作旅居者而非移民 。 他们经常会交换对于当地人那些奇风异俗的看法 ， 全然不觉有任何效法的必要 。 长久以来 ， 我们一直认定我会回到日本开启我的成人生活 ， 我们也一直努力维系我的日式教育 。 每个月 ， 从日本都会寄来一个邮包 ， 里面装着上个月的漫画、杂志与教育文摘 ， 这一切我都如饥似渴地囫囵吞下 。 我十几岁时的某一天 ， 忽然不再有日本来的邮包了——也许那是在我祖父去世之后——但我父母依然谈论着旧友、亲戚 ， 还有他们在日本的生活片段 ， 这一切都继续向我稳定地传输着画面与印象 。 另外 ， 我一直都储藏着我自己的记忆——储量惊人地大 ， 细节惊人地清晰：我记得我的祖父母 ， 记得我留在日本的那些我最喜爱的玩具 ， 记得我们住过的那栋传统日居（直到今日我依然能在脑海里将它逐屋重构出来）、我的幼儿园、当地的有轨电车站、桥下那条凶猛的大狗 ， 还有理发店里那把为小男孩特制的椅子 ， 大镜子前面有一个汽车方向盘 。
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 ， 随着我逐渐长大 ， 远在我动过用文字创造虚构世界的念头之前 ， 我就已经忙不迭地在脑海里构建一个细节丰富、栩栩如生的地方了 ， 而这个地方就叫做“日本” ， 那是我某种意义上的归属所在 ， 从那里我获得了一种身份认同感与自信感 。 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从未回过日本一次 ， 但这一点反倒使得我对那个国度的想象更加鲜活 ， 更加个人化 。
而保存这一切的需求的也就由此而来 。 因为 ， 到了我二十五岁的时候 ， 我渐渐得出了几个关键性的认识——尽管当时我从未清晰地将其付诸言语 。 我开始接受几个事实：也许“我的”日本并不与飞机能带我去的任何一个地方相吻合；也许我父母谈论的那种生活方式——我所记得的那种我幼年时的生活方式——已经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基本消失了；无论如何 ， 存在于我头脑中的那个日本也许只是一个孩子用记忆、想象和猜测拼凑起来的情感构建物 。 也许最重要的是 ， 我开始意识到 ， 随着我年龄渐长 ， 我的这个日本——这个伴随我长大的宝地——正变得越来越模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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