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遮蔽的二本院校学生( 六 )
培养“人才” ， 而到我的学生 ， 却变成了培养成为找到工作的就业主体 ， 以温铁军老师的话 ， 就是“把人变成资本化的一个要素” 。
伴随培养目标变化的 ， 是身份指认的区别：我的大学时代 ， 哪怕只是一个中专生、专科生 ， 也被视为“天之骄子” ， 对农村的孩子而言 ， 考上大学常常被视为“跳龙门” ， 并被国家从人事关系上认定为“干部”；而对062111班的学生而言 ， 进入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 ， 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精神上的荣耀感 。 从进入校门开始 ， 还没来得及感受高中老师曾描绘的美妙大学时光 ， 就被辅导员告知就业的压力 ， 他们毕业时 ， 更多人拿到的只是一份“劳务派遣” 。
可以说 ， 刚刚卸下高考的重负 ， 就崩上了找工作的弦 ， 整个大学过程 ， 不过教育产业化后被学校锻造为专业“流水线”上的一个规整产品 ， 并被冠以“人力资源”的工具化表述 。
正因为这样 ，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 ， 无论国家顶尖的北京大学 ， 还是地方上的岳阳大学 ， 在培养学生上 ， 都首先立足将大学生还原到一个完整的人 ， 注重学生的整体素养和长远发展 ， 学生既不会被就业绑架 ， 也不会盲目地受制于一些所谓的就业技能 ， 忽略掉更为重要的专业学习 。
在具体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上 ， 学生也会拥有充分的自主学习空间 ， 不会延续高中时代的填鸭模式 。 以我的经验为例 ， 我之所以在大学毕业三年遭遇国企改革下岗后 ， 能在短短几个月的备考后 ， 通过武汉大学1999年的硕士研究生考试 ， 依赖读书再一次改变个人境遇 ， 其背后的根本原因 ， 正来源于我大学时代 ， 利用大量的闲暇时间打下的良好专业功底 ， 也和自己没有就业压力 ， 始终怀有从容不迫的心态 ， 坚持个人兴趣密不可分 。
而到我062111班的学生 ， 随着就业不确定性的增加 ， 学校为了增加就业的筹码 ， 往往没有经过严密的专业论证 ， 就增设过多工具性的课程 。 我的学生 ， 拿的是文学学位 ， 专业方向是汉语言文学 ， 除了上中文专业的课 ， 也要上传媒方向、甚至经济类、金融类的课程 。
石磊大学毕业时 ， 就因为没有通过教学计划中的“高等数学”考试 ， 推迟一年才拿到学位 。 因为专业培养涉及的学科门类太多 ， 大部分课程只能蜻蜓点水 ， 没有太多专业含量 ， 学生上课压力极大 。
就算如此 ， 为了增加就业的筹码 ， 他们不得不涉猎更多的信息 ， 以致修第二学位 ， 成为学生无可逃避的选择 。 放眼望去 ， 大学考证成风 ， 学生无所适从 ， 焦虑迷茫 ， 盲目跟风 ， 被各类考试牵引 ， 根本没有条件获得更多闲暇时间 ， 去好好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 。 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 ， 在极其强烈的就业压力下 ， 越来越像职业院校 。
与教育目标不同对应的 ， 是就业方式的差异 。 在前面的分析中 ， 我曾提到 ， 让人欣慰的是 ， 062111班的大部分孩子 ， 通过各种途径大都较好地安顿了自身生活 ， 享受到了时代夹缝中的光芒 。 从整体而言 ， 062111班学生的生存状况和我大学毕业的班级 ， 相隔十五年 ， 差异并不明显 ，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抵达这一结果之前 ， 过程也具有相似性 。
对九二中文二班而言 ， 我们获得工作的方式 ， 主要依赖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包分配的政策 。 在大学尚未并轨之前 ， 因为入读比率极低 ， 这客观上保证了文凭的稀缺性 ， 国家也能从政策上统筹安排大学生的就业去向 ， 个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 天然建立了彼此牢固的关联 ， 换言之 ， 国家在包揽大学生就业的同时 ， 实际上通过行政的力量 ， 保证了底层家庭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 。
我大学的九二中文二班 ， 来自普通农家的占到60% ， 通过国家分配工作的比例高达97%（只有一个没有接受统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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