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遮蔽的二本院校学生( 七 )
， 这从整体上保证了班上成员仅仅因为大学教育 ， 就能获得较好的生活保障 。 我大学毕业后 ， 通过统一分配 ， 和同届的一名男生 ， 进了岳阳市一家大型国企 。
当年和我一起分配进厂的四十多名同事 ， 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 ， 其中不乏中国纺织大学这样的行业名校 。 进入大型国企 ， 在当时的语境下 ， 同样意味着获得稳定的生活 ， 尽管工资不高 ， 但能享受到单位提供的住房、医疗、孩子托管和入学等相关待遇 ， 对农家子弟而言 ， 意味着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得以真正改变 。
而到062111班 ， 随着教育市场化的推进 ， 他们一入学 ， 就被社会、学校、家庭作为就业的主体对待 ， “国家”这个宏大的词汇 ， 在他们的生命中 ， 已没有太多具体可感的关联 。 他们的毕业去向 ， 在“自主择业”的话语中 ， 早已失去了“国家分配”的兜底和庇护 ， 必须依靠自己和家庭的力量去争取 。
大学毕业以后面临的生存压力 ， 诸如住房、医疗、子女教育 ， 都只能在彻底市场化的社会语境中独自承受 ， 个体和国家的粘连度越来越低 ， 学生的去向 ， 越来越受制于个体背后掌握的资源 ， 底层家庭的孩子 ， 在自主择业的鸡血和市场经济的赤裸搏击下 ， 不确定性成为唯一的确定 。
对我大学的九二中文二班而言 ， 无论出身如何 ， 只要拥有一个共同的大学文凭 ， 同窗的就业质量相差无几 ， 但对062111班学生而言 ， 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密不可分 ， 学生的命运 ， 某种程度上 ， 甚至由原生家庭决定 。
——事实上 ， 学生分化的开始 ， 已说明了问题 。
在追踪062111班学生去向时 ， 我猛然发现 ， 在迎接新生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时 ， 凭直觉留下的几种初见印象 ， 竟然从整体上印证了他们毕业的基本流向 。
我想起那四个孩子 ， 除了第二类依靠极强的社会适应性 ， 凭个人之力在现实中找到了立足之地 ， 其他孩子的命运 ， 仿佛更多受制于一种无形魔力的牵引：第一个汕头女孩 ， 父母早就给她安排好了出路 ， 念书的唯一目标 ， 就是拿到文凭 ， 获得进入社会的入场券；第三个惠州男生 ， 也在父母的打点下 ， 一毕业就回家考了公务员 ， 在父母早就买好的房子中结婚生子 ， 无忧无虑；只有第四个女孩 ， 恰如她在校的沉默一样 ， 毕业以后 ， 在茫茫人海中悄无声息 。
我听班上的同学说 ， 她做过文员、销售 ， 卖过保险、做过微商 ， 辗转换了好几份工作 ， 也换了好几个城市 ， 没有成家 ， 生活也无安稳可言 ， 在各类被叙述为个体命运的话语中 ， 独自承受生活的考验 。 不可忽视的是 ， 我在随后多年范围更大的持续追踪中 ， 发现这样的孩子占比越来越高 ， 他们汇成日渐庞大的队伍 ， 在我心中形成了一个隐匿而突兀的人群 。
他们的第一份工作 ， 以及手头拥有的那份根基不稳的合约 ， 最大的意义 ， 除了成为学校统计就业率的数据支撑 ， 根本无法成为他们人生锚定牢固的桩基 。 漂泊不定 ， 是一个群体的真实生存 。
正因为九二中文二班和062111班所依凭的时代差异 ， 他们的就业意识 ， 以及面对现实的态度 ， 也迥然有异 。 尽管计划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 ， 更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集体主义精神的灌输 ， 在具体的专业教育中 ， 也能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 ， 甚至因为毕业包分配的就业保障 ， 客观上也保证了学生就业质量的相对公平 ，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 ， 正因为有国家的兜底 ， 那一代人的就业观念 ， 体现了对稳定性的强烈渴望和对集体、国家的明显依赖 ， 而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意识 ， 自然缺乏应有的敏感 ， 甚至有一种隐约的排斥 ， 他们的日常状态 ， 和计划经济时代提供的最后稳定构成了一种甜蜜的依附关系 。
但到062111班那一批孩子 ， 他们心中早已没有任何国家兜底的概念 ， 从一入校 ， 他们就接受了自主择业的观念 ， 并在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中 ， 通过商业和竞争的通道 ， 完成了自我社会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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