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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客|币权滥用：危机的驱动因素

美元本位制危机要最终爆发 ， 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是崛起货币足以替代美元行使国际本位货币职能；二是货币金融危机进展到美元信用危机的临界点 。 促使挑战货币崛起以及货币金融危机爆发的驱动因素 ， 主要源于美国对货币权力的滥用及其造成的负面影响 。
在牙买加体系下 ， “脱锚”的美元如何通过“脱嵌”的全球金融体系强化自身货币权力 ， 随后讨论了这种无限制的超级特权所能带来的超额收益 ， 考虑到这种收益通过开动“美元—美债”印刷机便能轻易获得 ， 而所承担的义务却比挂钩黄金时代更为模糊 ， 美元对货币权力的滥用便成为一种必然 。 这种必然与美国强化全球政治领导力的雄心相关 ， 也与高福利社会和民主选举制度对国内选票的追逐相关 ， 但归根结底 ， 还是因主权货币充当全球公共产品产生的矛盾所致 。 美国一贯采取的内视性货币政策取向和对外围国家的忽略 ， 在布雷顿森林时代尚可称为“善意忽略” ， 但在牙买加体系下和全面金融自由化的历史背景下 ， 这种自利型货币政策所带来的破坏力不但严重损害了外围经济体利益 ， 同时也消解了美元作为本位货币的政治合法性 。
美元本位制的“中心—外围”权力结构在探讨美元如何滥用币权之前 ， 首先分析美元本位制下的“中心—外围”权力结构如何通过货币这一媒介在全球范围内分配利益 。 国内宏观研究从业者习惯使用下图来理解决定世界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 。
史客|币权滥用：危机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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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心—外围”的中心 ， 美国通过“双赤字”输出美元和美债 ， 获取外围国家的产能与资源 。 如上图所示 ， 最中心的三角代表与美元挂钩最紧密的伙伴国家 ， 中国作为最重要的产能国家 ， 中东地区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国家 ， 由于出口产品和石油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 其货币与美元挂钩最为紧密 。 第二个虚线三角是相对重要的产能、消费和资源国 ， 以日本、欧洲和澳大利亚为代表 。 第三个点状线三角包括英国、韩国、俄罗斯 ， 以及其他未列入其中的重要经济体 。 这张图除了反映国际货币之间的联系 ， 还体现了美元作为中心货币对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塑 。 世界各国根据其资源禀赋的不同 ， 被划分为产能国、资源国与消费国 ， 向体系的中心输送产品、能源、服务、市场 。
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 ， 通过币权进行的利益攫取或许比英帝国直接使用武力拓展殖民地更为隐蔽 ， 但权力是一种相互作用 ， 受力者必然有所感知 。 雅克·吕埃夫在布雷顿森林时期就看出“弹珠游戏”的荒谬之处 ， 其后又以“无泪赤字”来形容“美元—美债”循环 ， 尤其当美元在享有“超级嚣张的特权”的同时 ， 却很少承担与权利对等的义务 ， 反而利用币权转嫁国际收支、调整成本 ， 滥发货币支撑本国政治诉求 ， 更会催生反对的声音 。
币权滥用与全球性通货膨胀在所有货币权力中 ， 最容易被滥用的就是国际铸币税特权 。 众所周知 ， 在一国疆域内 ， 无限制地印刷纸币和实行赤字财政 ， 无疑会带来数不尽的麻烦 。 因为货币实际价值降低会带来恶性通货膨胀 ， 财政过度举债则必然引发政府信用破产 。 然而 ， 一旦货币的流通域拓展到全球 ， 货币发行国就可以实现无限印钞和举债 ， 同时维持本国货币政策稳健和通货膨胀可控 ， 并将通货膨胀风险输出至别国来承担 ， 正应了尼克松政府时期财政部部长康纳利的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 ， 却是你们的难题 。 ”
考虑到美国赋予自己的国际领导定位和民主国家特性 ， 手握铸币税特权而不使用的可能性为零 。 即使在黄金桎梏下 ， 美国也因“马歇尔计划”、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构想而大肆开启举债模式 。 脱离黄金限制之后 ， 作为冷战的西方阵营领导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保护伞 ， 美国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 ，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 ， 里根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 ， 展开军备竞赛 ， 1979—1983年连续5年军费保持两位数增长；尽管军费支出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有所下降 ， 但出于争取选票的目的 ， 联邦财政支出中另一个大项福利支出也始终居高不下 。 从下图可以看出 ， 福利支出的比例和增长 ， 日渐成为美国财政的沉重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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