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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客|币权滥用：危机的驱动因素( 三 )


最后 ， 离岸美元池的积聚对于美国自身而言 ， 也是一种系统性风险和不安定因素 。 长期低利率政策和美元贬值策略 ， 使大量美元聚集于高利率的外围国家 ， 然而一旦外围国家资产泡沫破裂 ， 或者出现任何投资洼地或热点 ， 所谓“国际热钱”就会重新涌回美国 ， 推高美国资产价格并形成泡沫 。 2001—2002年IT泡沫的形成便与1974年以来的美元供应飙升不无关系 。 无论理论界试图以怎样的模型加以约束 ， 从帕尔默准则到弗里德曼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准则 ， 从泰勒准则到伯南克灵活通货膨胀率准则 ， 货币供应总量的约束问题从未真正解决 。 另一重危险来自各国央行、主权基金持有的海量美元资产 ， 随着美元价值基础持续消解 ， 离岸美元的持续积聚 ， 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时间点 ， 也许是某次金融危机 ， 让所有持有者都做出一个判断 ， 美元相对其他货币已经不值得继续持有 ， 这就会造成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危机 ， 如同布雷顿森林时期四次美元信用危机一样 。 此外 ， 高度依赖“双赤字”的美国政府一旦面临境外债权国集体停止借贷 ， 就会造成如1991—1992年时的严重信贷紧缩 。 从这个角度来看 ， 美元币权是一把双刃剑 ， 在拥有权力支配他国的同时 ， 又将致命武器同样交到了别国手中 。
币权滥用与全球金融自由化铸币税、通货膨胀税和汇率武器等相关币权的运用 ， 所带来的收益和带来的危机因素相对直观可见 ， 而围绕全球金融自由化展开的币权运用 ， 则更偏向于结构性和建构性的角度 ， 即从博弈规则和意识形态的层面来强化美元本位制 ， 但因此造成的局部性金融危机和理念性变化 ， 却从根本上瓦解着美元本位制的合法性基础 。
在理解为何美国可以毫无节制地滥用币权之前 ， 首先需要充分理解“多余自由度”这一概念 。 多余自由度理论除了探讨国际货币体系的本质缺陷 ， 还真正涉足了“权力”领域 。 蒙代尔首先提出了“多余自由度”的概念 ， 认为在一个由n个国家组成的世界 ， 只有n-1个国家需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 第n个国家则自然达到平衡 ， 不需要设置并达到国际收支平衡与汇率目标 ， 这就是“多余自由度” 。 美元本位制下 ， 第n个国家无疑就是美国 。 蒙代尔提出 ， 美国如何使用这个额外的自由度 ， 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是否有序 。 基于此 ， 罗纳德·麦金农探讨了多余自由度这一特权被滥用的情况 ， n-1意味着自然的非对称性 ， 以某国货币为锚的体系在特定历史条件（锚货币的发行国经济占统治地位且金融稳定）下或许可以持续 ， 但多余自由度很容易被滥用 ， 损害其他国家利益 。 麦金农以美元本位制为例 ， 指出其货币政策长期以来只满足本国经济需要 ， 造成了其他国家的不满和体系的动荡 。 事实上 ， 如艾肯格林所指出 ，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际运行中 ， 已经产生了不满情绪 ， 法国总统戴高乐以“过分的特权”形容美元货币权力 ， 它使得国际货币体系天然具有非均衡的特性 。
“多余自由度”问题也被国内学者广泛深入地探讨 ， 主要集中在美元权力与义务不匹配、权力体系的不对称和权力的滥用等方面 。
综合考量蒙代尔的“多余自由度”和“不可能三角”理论 ， 美国作为第n个国家 ， 如果要获得充分的多余自由度 ， 必须确保剩余的n-1个国家尽量保持资本完全自由流动 ， 这就是为何美国要大力推进全球金融自由化 。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在20世纪90年代明确指出“国内、国际金融自由化是美国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并逐个国家、逐次会议、逐项制度地向他国施压 。 在这个过程中 ， 美国将其结构型权力运用到了极限：
在双边领域 ， 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积极向国外政府施压 ， 要求取消资本限制 ， 为美国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跨国企业提供业务机会 。 无论是1995年智利自由贸易协议谈判 ， 还是1996年韩国寻求加入经济合作组织 ， 美国都将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绝不妥协的谈判条件；在多边领域 ， 美国于1994年召开夏威夷多国财长会议 ， 试图说服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财长实施资本项目自由化 ， 尽管当时多数国家已经开始担忧热钱流动和投机风险；美国还积极利用其掌控国际合作机构的优势 ， 在1995年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大阪会议上 ， 强调“任何抑制资本自由流动的行为都会对投资者信心造成莫大的伤害” ， 而彻底自由的市场能够消弭一切风险；在所有行动中 ，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修订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美国“建章立制”的特权 ， IMF第一副总干事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Fischer）和美国执行董事卡林·利萨克斯（KarinLissakers）积极促成了章程修订 ， IMF于1997年9月在香港年度会议上发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修订案中的资本流动自由化声明》 ， 取消了其中凯恩斯主义的相关章程 ， 建立了全球范围内资本流动自由化的新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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