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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牺牲一个人救五个人？ 电车难题的最新研究( 三 )


通过引入部分参与者所在国家的关系流动性数据 ， 研究者发现关系流动性与认可牺牲的倾向二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 低关系流动性社会里的人更可能会拒绝牺牲1个人去救5个人 ， 尽管救5个人单从结果上看起来是更大的善 。
这在亚洲国家中更为明显 ， 数据显示 ， 关系流动性对牺牲抉择的影响主要是被亚洲国家驱动的 ， 而亚洲国家总体上关系流动性偏低 。 这种来自关系流动性和牺牲认可度的很强的关联 ， 是在控制了个人主义、宗教信仰和GDP的情况下得出的 。 很可能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的人愿意牺牲1个人救5个人 ， 而另一些国家的人更可能不会这么做 。
对于在电车实验中选择牺牲1个救5个的人来说 ， 很可能被周围的人认为不可靠 ， 不适合做朋友 ， 在低关系流动性的社会环境中 ， 他们很可能还会因为持有这样“小众”的、“难以想象”的想法而面临极大的压力 ， 那些选择不去牺牲1个救5个的人 ， 很可能正是在这样担心被社会排斥的压力下 ， 选择什么也不做 。 害怕被人拒绝 ， 在社交中高度敏感 ， 是低流动性社会中人们的一种常态 。 《个性和个体差异》杂志（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曾在2017年发表过一项关于关系流动性和人际关系敏感性的研究 ， 通过对比生活在低关系流动性社会的中国香港人和生活在高关系流动性社会的加拿大人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发现 ， 中国人对社交拒绝更为敏感 。
在研究者看来 ， 人们对关系的一些信念是对环境适应的结果 。 在低关系流动性社会 ， 要想适应人际关系环境 ， 那就要减少冲突 ， 在社交上尽可能保持和谐 。 在社交中对可能产生的冲突高度敏感的话 ， 就能尽可能防止被别人排斥 。 与此相伴 ， 低关系流动性社会的人在发展社会关系中还会更相信命运 。 高关系流动性社会中则没有那么强调人际关系是命运安排好的 ， 而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去发展的 。
并且 ， 关系流动性对人类行为的预测力不只在关系的敏感性上 。 根据日本北星学园大学跨文化研究者罗伯特·汤姆森（
Robert Thomson
）等人的分析 ， 高关系流动性的地方 ， 人们会有更高程度的自我表露和社会支持等更积极的人际行为 ， 人与人之间会有更高的信任度和亲密感 。 在低关系流动性社会 ， 人际关系虽然更稳定 ， 但也更难建立新的关系 ， 这主要发生在东亚、北非和中东等地方 ， 可能是受定居农耕文明的影响 ， 或是长期受疾病和战乱的环境威胁所造就的 。 这一研究2018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 。
当这些社会文化层面的特点反映到电车道德困境中的时候 ， 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 ， 谨慎地维持当下的社交关系 ， 不打破平衡 ， 对一些生活在低关系流动性环境中的人有多重要 ， 哪怕功利地看 ， 电车实验中因此死了更多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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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需要


如何看待死亡 ， 一直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既见证文明发展又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 在奴隶制社会 ， 人们很可能看到的不是该不该牺牲一个人救很多人的场景 ， 而是一个人死了也要拉上很多活人殉葬的制度 。 与此同时 ， 热烈地赞美一些情形下的牺牲 ， 几千年来古今中外未有断绝 。
1967年 ， 当英国哲学家菲利帕·富特（
Philippa Foot
）第一次提出电车困境时 ， 想论述的正是一种死亡问题——堕胎 。 她觉得人们围绕堕胎而产生的困惑 ， 背后很重要一个原因在于不知道是否应让未出生的胎儿拥有与其他成人和儿童一样的权利 。
她引入了双重效应理论（
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
）来论述这个问题 。 双重效应理论是脱胎于天主教神学的一种学说 ， 在道德和医学等许多学科中都产生了影响 。 简要概括的话 ， 它认为一种行为不可避免地会有两种效应 ， 一种是有意使然 ， 一种是意图之外的副作用 。 比如杀人这种事情 ， 如果是故意的 ， 明显是不应被允许的 ， 但如果是为了实现某种善而产生的副作用 ， 也是有限度地可以接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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