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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与诗经研究|大禹治水在豫西晋南说的谬误——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



夏朝与诗经研究|大禹治水在豫西晋南说的谬误——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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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考古学对大禹在豫西晋南治水、禹夏地望在黄河中游之说的论证逻辑 ， 是依据二手文献画出来的“图”去索一手考古遗存呈现的“骥” 。 因依文献所绘之“图”失真 ， 求索方法以及考古认识之“骥”皆有偏差 ， 结果不能成立 。 此举是用二手史料去牵引和诠释一手证据 ， 颠倒了主证和辅证的关系 ， 违背了史料学的基本原则 。 上古史的基本历史框架只能从考古和自然等一手史料中重建 。 二手的文献只有在经过形成过程分析并厘清文献形成背后的立场后 ， 才具有史料价值 。 透过一手史料的分析亦足以证明 ， 所谓大禹在豫西晋南治水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

夏朝与诗经研究|大禹治水在豫西晋南说的谬误——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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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的工作 ， 在消极方面说 ， 是希望替考古学家做扫除的工作 ， 使得他们的新系统不致受旧系统的纠缠；在积极方面说 ， 是希望替文籍考订学家恢复许多旧产业 ， 替民俗学家辟出许多新园地 。
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 ， 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 ， 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 。 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 ， 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 。
离顾颉刚先生写下这些话已过去近一百年 。 在古史复原的路上 ， 考古实物的发掘与研究固然已蔚为大观 ， 然而 ， 他所期待的通过古书辨伪替考古学家清除障碍 ， 使考古研究不受旧系统（文献）干扰的愿望实现了吗？
为回答这一问题 ， 本文拟以当代学界对于大禹治水传说的考证为例 ， 加以说明 。 对大禹属性的认识和考证 ， 曾是古史辨运动的核心命题之一 。 该故事涉及到很多层面 ， 笔者拟另文考证并说明该故事确为具有史实素地的传说 ， 而不仅仅是神话 。 学界对于大禹在哪里治水 ， 先后提出过九州说 ， 黄河上游说、中游说、下游说 ， 黄淮禹会村说 ， 长江上游、中游、下游说等 。 因限于篇幅 ， 本文仅聚焦于对当前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禹在黄河中游治水 ， 认定大禹故里在豫西晋南之说略作介绍 ， 同时重点剖析其论证方法和逻辑 ， 在此基础上检视上古历史复原中的史料应用问题 。
有关大禹故里的地望在黄河中游豫西晋南之说 ， 迄今在学界响应者甚众 。 具体言之 ， 可细分四种观点：一是认为在以嵩山为中心的郑洛地区及豫西山地（包括今河南郑州以西至三门峡地区 ， 以伊洛、颍川为中心）；二是认为在山西汾河中下游（今山西运城、临汾等地）；三是笼统泛指前面两区；四是认为大禹先在晋南后迁至豫西 。 其中豫西说又多引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图一 ， 5）的考古发现而径将其指认为禹都之阳城 ， 或指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晋南说则指晋南为“夏墟” ， 或径指山西襄汾陶寺为“尧都”、“尧舜遗存”、“禹都阳城” 。
二、对禹夏在豫西晋南说论证方法的疑问
禹夏在豫西晋南说在当前考古界的流行 ， 肇始于徐旭生先生的研究 。 其对夏墟的论证 ， 首先源于对传世文献有关禹和夏之方位的考证 。 战国、秦汉至唐代有一些文献提到鲧、禹的活动范围与“阳城”、“夏”、“崇山”等有关 ， 这些地名被东汉至唐代的注疏家们具体化 。 徐先生承认传说时代的文献史料比历史时代文献史料的可靠性差 ， 所以他首先着手建立了一套评估传说时代文献史料可靠性的方法 ， 在此基础上 ， 按照自己对文献史料可信度的判断 ， 将所谓“夏墟”框定在豫西晋南 。 然后在此范围内着手考古调查和发掘 ， 将相关年代范围的遗址作为寻找夏、商史迹的线索 ， 在此背景下找到了二里头遗址 。 其后 ， 邹衡先生进一步条疏与夏有关的传世文献 ， 并将其与当时已知的一些考古线索相对应 ， 逐一评估传统上认为的夏在豫西、晋西南陕东、豫北晋东、豫东南四个区域的情况 ， 得出结论认为夏人活动区域以豫西最集中 ， 这是夏人活动的大本营和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都城所在地）；晋西南陕东是夏王朝重要统治区 ， 而其他两个地区皆不是夏人主要活动区 。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 ， 邹衡先生对豫西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进行系统整理与分析 ， 仔细讨论和分析了所谓二里头文化与“早商”（以郑邑为代表 ， 后者被考古界先验地认定为早商文化）的差异性 ， 进而将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看起来都正好与其认为的“夏”相吻合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 ， 都认定为夏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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