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与诗经研究|大禹治水在豫西晋南说的谬误——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 五 )
科学技术的发展亦使得建立具有独立客观基础、可反复验证的考古年代学成为可能 。 考古年代学除了类型学断代方法外 ， 其实还有更为客观而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法等手段 。 虽然碳十四测年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 ， 但随着测年技术的提高 ， 其测年精度已足够使考古学家准确地判断考古遗存的年代 。 凭借碳十四断代工具 ， 考古学家就可以较为方便地在跨越地域文化的范围内 ， 通过绝对年代搭建起各种比较对象之间的相对年代框架 。 从此科学前提出发 ， 可以进一步研究不同考古学文化或历史主体之间关系的性质 ， 了解其互动与传播的具体历史过程 。
由于考古材料碎片化和考古发现的随机性 ， 对其解读时只能以历史侦探的方式进行 。 解读者切忌固守自身生活经验 ， 切忌将大一统的时空图景投射到传说时代；应遵从“同情之理解 ， 理解之同情”的主位历史方法 ， 保持与研究对象的同理心和移情能力；注重逻辑性 ， 保持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敏感和尊重；坚守“白纸法”、“自行不取名”、“表里分合”、“单一史料不诠释”、“掌握母题”、“多种材料互补对照”、“历史演化”等历史复原原则 。
历史复原者还要重视自然史料 。 凡是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考古材料 ， 都具有明晰的自然空间属性 ， 自然空间与环境无疑是形塑人类社会与文化的重要变量 。 所以 ， 自然环境史料以及通过科技考古手段提取的信息无疑也具有相当于一手史料的价值 。 当然 ， 环境会因时而变 ， 但迄今第四纪环境科学的进展已能对历史环境进行某种还原和重建 ， 使历史自然环境成为历史侦探过程中较为明确的定量 。
文献所反映的上古记忆经历了历史原型、口传与文本化的漫长过程 ， 混杂了很多不同时代的概念与认识 ， 只有对其形成过程了解得非常清楚 ， 能够分辨出其中某个史料碎片来自于何时何地何种情境时 ， 才能作为直接证据用于历史复原 。 总体来说 ， 这种考证或辨伪颇具挑战性 ， 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在此领域深耕多年 ， 为今人分辨不同古书的史料价值提供了指南 。
如前所述 ， 记载传说时代故事的文献 ， 其形成年代相对集中于战国秦汉 ， 随着人们对这一时代的了解越来越深入 ， 就越有可能认知并超越该时代文献形成背后的各种撰写者、编辑者的立场 ， 以及各种其他时代性因素 ， 从中窥见某些来自远古的历史碎片 。 如果说从考古和自然史料复原出来的历史往往是框架性的 ， 是历史的骨架；那么 ， 透过诸多文献碎片还原出来的历史场景 ， 则让我们看到多彩和个性化历史的血肉之躯 。
实际上 ， 若先抛开历史文献而改由考古、自然等一手史料为主复原历史 ， 再回过头来看历史文献 ， 还可以促进古书辨伪 ， 照射出隐藏在历史文献中的不同地层 。 打个比方 ， 文献犹如考古常见的包含了不同时期器物的扰乱层 。 如果考古学家已经依据其他地层关系和类型学整理 ， 建立了清晰准确的出土器物断代标准 ， 考古学家就有可能将扰乱层所出土的器物进行整理 ， 将其归位到相应的时代序列中 。 相应地 ， 如果已经能够通过可靠的一手史料复原出古史的基本框架 ， 在有了这样的参照体系之后 ， 或许能够使研究者分辨出传世文献包含的不同史料碎片或潜藏的系统性结构出自何时何地何人 ， 自然也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文献形成的过程 ， 了解文献中的哪些信息有来自上古的源头 ， 哪些是流传过程中添加上去的 ， 哪些是因编撰者的意图和目标所附加 。 一旦文献地层被分清 ， 无疑使其重新成为一座历史宝库 ， 在古史基本框架中描画细节 ， 丰满血肉 ， 使复原的历史更加丰富、多维和立体 。
本文插图
四、回到一手证据：大禹能够在豫西晋南治水吗？
杨宝成先生曾对将王城岗定性为禹都阳城的看法提出过如下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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