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龙网

  1. 首页 > 资讯 > >

夏朝与诗经研究|大禹治水在豫西晋南说的谬误——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 三 )


传世文献中有关上古历史空间观念的形成 ， 经历了从口传到文字再到文本的转变过程 。 众所周知 ， 口传故事对于空间的记忆具有概化、模糊和笼统的特点 ， 具有相当大的弹性 ， 讲者可较随意地将自己对于其所生活的世界的空间意像加诸其上 。 定型为文本后 ， 由于历史语言的变化、空间观念内涵和外延的变化 ， 使历史空间记忆仍具有某种重塑的弹性 。
事实上 ， 传世文献中有关“禹迹”和夏之地望的讨论 ， 存在越早越模糊、越晚越具体的情况（很多禹迹地望 ， 甚至到了唐代孔颖达注疏时才逐渐变得清晰、明确、具体而肯定） ， 此乃因后世注疏考据家们在潜意识中以其所生活时代的地理和空间观念去比附、解释或考证早期文献所致 。 对此 ， 郭静云指出 ， 文献记载的“古史发生所在地、英雄之间的亲属关系都值得怀疑 。 因为后人依靠自己的经验 ， 他们会理所当然地以为 ， 早期历史舞台与后世所在的中央相同 。 这点有时候会没有任何政治意义 ， 只是自然产生的误解 ， 但经常带有明确的政治意义：证明自己国家政权源自远古的正统性 。 ”
与上古有关的中文传世文献的关键形成时期是战国至汉唐 ， 而这一时期政治中心一直位于以关中和洛阳为代表的中原地区 ， 故当注疏家们将这种集体时空意识投射到先秦两汉传世文献时 ， 自然而然也以中原为中心 ， 以后期幅员广大的大中国范围作为想像中的历史舞台 。 在这种历史话语的实践中 ， 在中原及周邻的豫西晋南地区 ， 甚至整个中国范围内 ， 都层累地造成着众多所谓“禹迹” 。 又因后人对于历史记忆的理解与诠释多带有自身主位和时代色彩 ， 从而使不同传世文献中有关禹迹和夏之地望的记载经常互相矛盾 ， 引来种种争议 。
综上 ， 从所谓传世文献勾勒出的先商历史之“图” ， 与其说是历史实情 ， 不如说只是汉唐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夏商地望 。 当且只有当夏商国家中心与战国秦汉时代国家中心一致时 ， 结果才不至于与历史真相差得太远 。 可实际上 ， 在中国历史上 ， 以秦汉以来为例 ， 国家中心就曾多次变动 。 所以 ， 夏商国家中心在哪里 ， 是否与秦汉时代大一统国家的中心一致 ， 远未可知 。 从考古材料来评估 ， 各种力量兴衰所导致的历史空间的变动 ， 其实是很大也很频繁的 。 若强行将后期国家中心假定为既有前提和出发点 ， 就不免产生刻“舟”（文献所载大禹夏商之地望）求“剑”（历史真相）的疑惑 ， 盖因“舟”已动 ， 而“剑”却早已不知在何方 。
其次 ， 在“索”和“求”的过程中 ， 当前考古界所用区系类型学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考古学文化谱系 ， 并不足以担当起独立评估文献之“图”准确性的任务 。
历史复原必须以明确具体的时空框架作为前提和基础 。 对于考古发掘出土的遗存而言 ， 空间是确定的 ， 最苦恼者莫过于断定时代 。
迄今考古学界用于评判遗存时代的主要方法是类型学 。 这种方法是在对考古遗存进行比较的基础上 ， 依据其相似性进行客位分类 ， 然后找出同类物品并对其历时演变进行观察和分析 。 类型学断代的基本假定是：相似性代表同时性 ， 相似性越高 ， 同时期的可能性越高；差异性则被解释为由于历时演变——分期和地方性——地方类型造成的 。 这一假定显然有将人造物演变的复杂性过度简单化的倾向 ， 因而也存在失真、无效甚至错判的风险 。 此外 ， 类型学借助器物或遗存之间演化的形式逻辑来确定相对早晚关系 ， 并不能说明绝对年代 ， 各期遗存到底早多少 ， 晚多少 ， 均无法说清 。 既使是相对早晚关系 ， 也只有在层位关系明确的前提下才能加以锚定 。 此外 ， 器物类、型、式的判定均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 总之 ， 对于考古学家而言 ， 虽然类型学是一个可以将零散考古材料进行整理和系统化的有效工具 ， 但若用它作跨地区的断代 ， 此种情境下已无法参考层位关系来定相对早晚 ， 纯粹依靠器物类型的断代 ， 往往不能提供严谨的答案 。


推荐阅读


上一篇：随风飘逝的号|戏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

下一篇：梦回商周说历史|康熙真的微服私访过吗？这些康熙出巡有趣故事，各地都有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