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与诗经研究|大禹治水在豫西晋南说的谬误——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 四 )


如前所述 , 历史文献所描述的远古文化图谱中包含诸多时空错乱的成份 , 使用一手证据的考古人本来是有机会加以澄清的 , 但是 , 由于当前考古人主要依赖的类型学断代方法本身的局限性 , 使其并不足以独立承担起建立科学而客观的考古年代学的任务 , 这使得当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构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拨乱反正的作用 ,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历史文献的牵绊 。
最后 , 考古人索到的“骥” , 即基于考古材料所形成的认识 , 深受考古发现史的影响 , 亦具有层累建构的特征 。
考古遗存本身不会说话 , 需要发掘者、研究者观察到之后才会被记录而出现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只有当以某种方式被理解之后 , 才能变成历史认识 。 看似由客观实物所表征的考古认识或话语的背后 , 同样深受说话人和话语情境的影响 , 受研究主体、方法、目标、时代和场景等诸多因素制约 , 并在学科发展过程中被层累地建构出来 。
中国考古认识的演化有其自身独特的路径依赖和价值取向 。 考古学侧重于比较研究 , 倾向于将先有的发现当作标杆 。 在这种研究进路中 , 先有的发现和认识就成为后人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基础 , 使得某种话语或范式一旦形成 , 便具有很强的惯性 。 而考古学史检讨与反思性批判的匮乏 , 使得学科内部自我纠偏的功能变得很弱 。 这种情况使得考古学的认识史首先是一部发现史 , 先有的发现和认识往往左右并引导后来的发现和认识 。 而中国学界对考古学的定位 , 从一开始就被期待成为证经补史 , 即证明中国古史之辉煌的工具 。 是故 , 中国最早的大规模田野考古作业 , 就是从大家认定的作为传统中国政治中心的中原开始的 。 在很长时期内 , 将最多的发掘资源和关注目标聚焦在中原 , 这对中国考古学的定位和认识产生巨大影响 。 事实上 , 目前被认作时代标杆的所谓仰韶文化和“仰韶时代”、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 , 以及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和殷墟 , 无一不是根植于中原地区 , 将中原投射为传统中国的“中央时区” 。 在研究实践中 , 既使相隔遥远的文化亦要拿来与中央时区相比较 , 以便从中确立自己的历史位置 。 这样做的后果是 , 迄今所建构的考古学认识 , 都不同程度地呼应了传世文献所表达的历史框架 , 丧失了独立复原并验证历史的大好机会 。
综上 , 在依文献所绘之“图”失真 , 求索方法以及考古认识之“骥”皆有偏差的情况下 , 按图索骥的结果亦难说矣 。
不过 , 方法的检视与讨论、科学的发展、考古材料的累积 , 让历史复原求真之路依然可期 。

夏朝与诗经研究|大禹治水在豫西晋南说的谬误——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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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
依据史料学的基本原则 , 绝对不能将二手、三手史料当成历史复原的主证和先导材料 , 而将一手的考古材料降为证经补史的辅助工具 , 这样做实在是颠倒了主次关系 , 一定要将此前颠倒的关系再颠倒过来 。 换言之 , 传说时代古史的复原 , 应该从一手的考古资料、自然史料着手 , 并认知到文献形成的过程及其背后的立场 , 进而摆脱其目的性以及后世国家创造自己历史的意识形态 , 破除文献所着意描绘的历史时空之“图” , 如顾颉刚先生所期望的那样 , 清除后世文献层累造成的既有历史观念的障碍与遮蔽 , 才能单纯依靠事实材料 , 追求复原远古历史真相 。
首先 , 考古材料是古人无意中留下来的 , 现今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 , 一般情况下不会带有古人刻意为后世留下来的假貌 , 因为古人在日常生活中 , 很少会考虑如何把自己的生活表现给后世 , 同时考古资料也没有经过后人的改用 。 所以 , 考古发掘是直接接触到古人生活的途径 , 考古材料无疑应该成为我们复原上古历史的主证材料 。 同时 , 当前考古发现的广泛性与多样性 , 也使得我们直接利用这些一手证据复原上古史成为可能 。 不过 , 需要强调的是 , 此处所指考古材料只指各类一手的考古发现(遗迹、遗物及其背景信息 , 和从考古现场提取的各类科学标本及其检测信息等) , 并不包括考古学家对此发现的诠释 。 当考古发现以考古报告这一类文体呈现出来时 , 往往已经包含了发掘者的某种未必准确的理解和诠释 , 需要研究者仔细分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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