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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全球经济正加速“日本化”( 六 )


二战后的和平时代 ， 日本又迎来了一波婴儿潮 ， 1947年到1949年的三年里 ， 日本共出生了806万人 ， 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 。

这波婴儿潮构成了日本七八十年代的人口红利 ， 也是经济腾飞的主要因素 。 但是 ， 他们在2010年后 ， 几乎同时退出劳动力市场 ， 对日本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及经济增长造成明显冲击 。

日本60岁以上人口占比迅速增加：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从10%提升到20%用了28年 ， 而从20%提升到30%只用了14年 。 到2016年 ， 日本60岁/65岁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33.7%、27.3% ， 远远超过国际惯例的10%和7% 。

可见 ， 日本在90年代快速老龄化 ， 在最近十年跑步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

在劳动力市场上 ， 2018年日本劳动人口快速下降至7557万 ， 比2010年减少了658万 ， 单位劳动人口的经济产值只有6.57万美元 ， 比2010年下降了0.36万美元 ， 经济效率不升反降 。

这说明劳动人口数量与质量之间没能平滑过渡 ， 人力资本的提升难以补缺劳动人口大规模退出带来的产值萎缩 。 这是日本最近十年经济效率下降的主因 。

二是社会保障政策对市场的冲击 。

按照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 ， 个人的消费、投资、养老等行为是基于长期预期 ， 而非短期 。 按照戴蒙德世代交叠模型 ， 个人的市场行为超出生命长度的预期 。 比如 ， 对下一代投资 ， 为下一代储蓄 ， “养儿防老”就是一种基于世代交叠的市场行为 。 在没有社会保障政策的时代 ， “养儿防老”依然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 。

但是 ， 社会保障政策对个人养老的市场行为构成干扰 ， 不合理的社会保障政策容易扭曲这一市场 ， 导致社保亏空、财政负担加重 。

社会保障是一种强制储蓄政策 ， 一般是个人储蓄加上政府财政补贴 。 社会保障金额越高 ， 老龄化越严重 ， 政府财政压力越大 。

在日本 ， 社会保障完善 ， 包括国民年金、厚生金和介护保险 ， 福利水平高 。 以2017年计算 ， 一对缴费40年的夫妻 ， 退休后每月可领取国民年金和厚生金 ， 一共超过22万日元 ， 约1.36万人民币 。 [2]


退休年龄是一个关键影响因素 。

战后日本人均寿命迅速上升 。 1947年 ， 日本男性平均寿命只有50岁 ， 女性只有55岁；2018年日本男女平均寿命分别达81.25岁、87.32岁 ， 成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 。

长寿是日本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结果 ， 但过早退休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和社保压力 。 日本男性领取社保的平均时间为21年 ， 女性为27年 。

2001年 ， 日本政府宣布延迟退休 ， 男性从原来的60岁推迟到2013年的65岁 ， 女性从原来的60岁推迟到2018年的65岁 。

推迟退休后 ， 日本老年人就业率持续上升 。 60岁～64岁的老人 ， 在2009年之后 ， 其就业率甚至超过了15岁以上全体居民的就业率；2016年 ， 日本60岁～64 岁、65岁～69岁老人的就业率分别达到66.2%、44.3% 。 [2]


随着独居老人、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增加 ， 日本政府从2000年开始引入商业性质的介护保险制度 ， 以减轻财政压力 。

在欧美国家 ， 福利民粹主义泛滥 ， 社会福利费用持续增加 ， 政府债务高企 。

三是不当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对市场的冲击 。

2008年金融危机后 ，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纪律被破坏 ， 央行独立性丧失 ， 央行为政府提供大规模融资 ， 以增加社会福利 ， 购买政治选票 ， 安抚民粹情绪 。

日本比率先探索了一条量化宽松+负利率的危机管理模式 ， 形成一种兜底式惯性思维：有困难找政府 。 全球主要国家都在效仿日本 ， 当经济衰退时 ， 政府加杠杆 ， 以维持高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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