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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京华物语? | 陈平原：“五方杂处”说北京( 九 )


六、 作为研究方法的北京
借用城市考古的眼光 ， 谈论“文学北京” ， 乃是基于沟通时间与空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口头传说与书面记载、历史地理与文学想象 ， 在某种程度上重现八百年古都风韵的设想 。 不仅于此 ， 关注无数文人雅士用文字垒起来的都市风情 ， 在我 ， 主要还是希望借此重构中国文学史图景 。
谈论中国的“都市文学” ， 学界一般倾向于从20世纪说起；可假如着眼点是“文学中的都市” ， 则又另当别论 。 在《〈十二个〉后记》中 ， 鲁迅称俄国诗人勃洛克为“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他之为都会诗人的特色 ， 是在用空想 ， 即诗底幻想的眼 ， 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 ， 将那朦胧的印象 ， 加以象征化 。 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 ， 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 ， 尘嚣的市街中 ， 发见诗歌底要素 。 ”至于中国 ， 鲁迅说得很肯定：“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 。 我们有馆阁诗人 ， 山林诗人 ， 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 。 ”
再进一步推论 ， 考古学意义上的都市 ， 几乎与文明同步；文学家对于都市的想象 ， 当然也应十分久远 。 为何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都市 ， 在文学史家那里基本缺席？并非古来中国文人缺乏对于都市的想象 ， 而是此等文字一般不被看好 。
一部中国文学史 ， 就其对于现实人生的态度而言 ， 约略可分为三种倾向：第一种 ， 感时与忧国 ， 以屈原、杜甫、鲁迅为代表 ， 倾向于儒家理想 ， 作品注重政治寄托 ， 以宫阙或乡村为主要场景；第二种 ， 隐逸与超越 ， 以陶潜、王维、沈从文为代表 ， 欣赏道家观念 ， 作品突出抒情与写意 ， 以山水或田园为主要场景；第三种 ， 现世与欲望 ， 以柳永、张岱、老舍为代表 ， 兼及诸子百家 ， 突出民俗与趣味 ， 以市井或街巷为主要场景 。 如此三分 ， 只求大意 ， 很难完全坐实 ， 更不代表对具体作家的褒贬 。 如果暂时接受此三分天下的假设 ， 你很容易发现 ， 前两者所得到的掌声 ， 远远超过第三者 。
王佐良《并非舞文弄墨——英国散文名篇新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994年）选了小品文大家兰姆1801年致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信 ， 开头便是：“我的日子是全在伦敦过的 ， 爱上了许多本地东西 ， 爱得强烈 ， 恐非你们这些山人同死的大自然的关系可比 。 ”而在中国 ， 很长时间里 ， 文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对于都市生活的迷恋 ， 在城乡对立的论述框架中 ， 代表善与美的 ， 基本上都是宁静的乡村 。
一直到20世纪 ， 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诸多大作家 ， 乃至近在眼前的第五代电影导演 ， 对乡村生活的理解与诠释 ， 都远远超过其都市想象 。 这里有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的缘故 ， 但更缘于意识形态的引导 。 很长时间里 ， 基于对商人阶层以及市井百姓的蔑视 ， 谈论古代城市时 ， 主要关注其政治和文化功能 ， 而相对忽略了超越职业、地位乃至种族与性别的都市里的日常生活 。 历史上中国的诸多城市（如所谓“六大古都” ， 还有扬州、苏州等）都曾引领风骚 ， 并留下数量相当可观的诗文笔记等 。 可惜文学史家很少从都市文学想象角度立论 ， 而更多地关注读书人的怀才不遇或仕途得志 。
都市里确实存在着宫殿或衙门 ， 读书人的上京或入城 ， 确实也主要是为了追求功名 。 可这不等于五彩纷呈的都市生活 ， 可以缩写为“仕途”二字 。 明人屠隆《在京与友人书》中极力丑化“风起飞尘满衢陌 ， 归来下马 ， 两鼻孔黑如烟突”的燕京 ， 对比没有官场羁绊的东南佳山水 ， 感叹江村沙上散步“绝胜长安骑马冲泥也” 。 这里有写实——比如南人不喜欢北地生活；但更多的是抒怀——表达文人的孤傲与清高 。 历代文人对于都城的“厌恶”有真有假 ， 能有机会“致君尧舜上 ， 再使风俗淳” ， 而心甘情愿地选择“采菊东篱下 ， 悠然见南山”的 ， 为数不是很多 。 更吸引人的 ， 其实还是陆游所描述的“小楼一夜听春雨 ， 深巷明朝卖杏花” 。 晚清以前 ， 中国农村与城市的生活质量相差不大 ， 特别是战乱年代 ， 乡村的悠闲与安宁更值得怀念 。 但总的说来 ， 都市经济及文化生活的繁荣 ， 对于读书人来说 ，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 “大隐隐朝市” ， 住在都市而怀想田园风光 ， 那才是最佳选择 。 基于佛道二家空寂与超越的生活理想 ， 再加上山水田园诗的审美趣味 ， 还有不无反抗意味的隐士传统 ， 这三者融合 ， 决定了历代中国文人虽然不乏久居都市者 ， 一旦落笔为文 ， 还是倾向于扬乡村而抑都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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