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干预经济是个问题( 七 )
所以 ， 医疗医药、证券金融、汽车安全等领域交易费用高 ， 其政策应该在严格的数学分析之上 。 新药遵循大样本随机双盲试验 ， 无人驾驶基于大规模的上路数据测试 ， 汽车安全依赖于严格碰撞测试 。
反过来 ， 不追求数学分析方法 ， 认知风险及政策风险更大 。 这种未被证实的认知与政策 ， 只能说是不够科学 ， 但不能说明一定是错误的 。
比如 ， 从个人角度来看（非国家角度） ， 有些人愿意接受未经过大样本随机双盲试验的药品 ， 愿意接受“赤脚医生”的治疗 ， 说明这类病人愿意接受与之相应的风险 ， 或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
又如 ， 新闻、文学、艺术领域 ， 交易费用低 ， 每一篇新闻、文章不需要严谨的数学论证 ， 干预强度偏低 。 理学、工学、经济学等学术成果及技术专利 ， 则更倾向于数学论证 ， 以追求其可靠性 。 学术杂志的采稿标准更高 ， 专利局的评定标准更严 。
数学化程度低 ， 干预强度低 ， 意味着不确定性更大 ， 同时也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多样性及想象力 。 文学、影视、艺术、服装、建筑设计、竞技体育 ， 甚至包括理论物理的“猜想”、经济学的推演、算法创新 ， 都需要宽容的环境 。
敢于冒险 ， 宽容试错 ， 才能创新 。
但是 ， 在高交易费用领域 ， 要努力追求政策的确定性 。
比如 ， 环保政策 。
1962年 ， 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 ， 阐述了农药对生态的危害 ， 掀起了环保主义运动 。 美国国会迫于压力通过法案禁止使用DDT农药 。 但是 ， DDT农药被禁止后 ， 疟疾卷土重来 ， 导致非洲每年约百万人死亡 ， 其中大多数是儿童 。 可见 ， 这一未经论证的环保认知及法令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 2002年 ， 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重启DDT农药 ， 以控制疟疾肆虐 。
今天中国实施的垃圾分类、延迟推行的汽车国六标准 ， 同样需要严谨论证与经济效益分析 ， 标准并非越高越好 。
又如 ， 反垄断政策 。
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出台并非基于严谨的经济学分析 ， 更多的是满足意识形态的需求 。 后来 ， 经济学家将反垄断政策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范畴 。 施蒂格勒、德姆塞兹、波斯纳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 ， 纠正了以市场占有率为指控标准的错误政策 ， 确立了“经济效率至上”评判标准 。 同时 ， 芝加哥学派为此提供了大量实证研究 。
再如 ， 福利政策 。
德国的住房政策是成功的 。 德国对房租、房价实施价格干预 ， 中国也对房价进行干预但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 为什么？德国价格干预有效的前提是德国政府鼓励各种市场主体大量建房 ， 从房屋供给上满足住房需求 。
最后看货币政策 。
大萧条期间 ， 凯恩斯学说为政府干预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 而凯恩斯学说建立在三大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之上 。 但是 ， 凯恩斯并未对这三大规律进行严格论证 。
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 ， 弗里德曼研究美国1867-1960年近一个世纪的货币存量数据才发现 ， 美国居民储蓄率长期保持不变 。 [7]这一统计发现间接地证伪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 从而动摇了凯恩斯学说的根基 。
弗里德曼早在1956年发表的《货币数量论——一个重新表述》提出永久性收入假说 ， 并以实证方法否定了凯恩斯学说 。 如此 ， 宏观干预长期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 。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 ， 即现代货币理论缺乏数学论证的同时 ， 在逻辑上亦是错误的 。
在货币政策上 ， 弗里德曼执着于控制货币数量 。 很多经济学家对此提出质疑 ， 在投资银行时代 ， 货币数量评估是一大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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