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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哥一段不切“实际”的旅途( 五 )


在车队，猴儿最好的朋友是比自己小9岁的“二代” 。
“二代”是“富二代”的简称，队友们觉得少个字更顺口 。从身价上看，二代和猴儿分处车队的两个极端 。游戏账号换来的钱用完后，猴儿“连烟都要借着抽” 。在绥芬河时，二代曾穿着7900元一双的鞋干消杀 。
加入车队前，他们不可能出现在对方的生活圈子里 。加入车队后，二代见到的第一个队员就是猴儿 。
那天他们在给绥芬河一个公路收费站做消杀 。4月份的黑龙江，气温还在0℃上下，在空旷的马路上待上半天，冷风毫无阻挡地吹到脸上，两人冻得浑身哆嗦 。中午时，猴儿让二代回去休息，吃口热饭，“剩下的交给我” 。
在车队，过去的身份不再重要，这里对一个人的评价标准是义气和品格 。二代觉得猴儿善良、真实，他缺少这样的朋友 。
二代不喜欢别人这样称呼他 。事实上，他想让队友忘记自己这个身份，即便在车队里，这更多只是种玩笑 。
加入车队时，虎哥让他开辆“大车”，能装货 。他害怕别人会觉得自己“不一样”，刻意找了辆廉价车过来 。
二代从初中就开始上私立学校，大学住单人宿舍，毕业后在家族企业上班，生活被安排得妥妥当当 。这让他习惯了独来独往，他不喜欢大城市，两年前选择回老家陪外婆 。钓鱼是他唯一的爱好，平日里“一坐就是半天”，身边全是“钓到一半就睡着的老年人” 。
到了车队，他成了虎哥口中“不让干活儿就急眼”的“神经病” 。在舒兰时，很多小区都没电梯，他背着50多斤的药桶，手里再提着20斤的喷雾消杀机，上上下下干了几个小时，“累得站不住” 。
端午节那天，二代6点多就爬了起来，花半天找到营业的商店，为大伙买了粽子和五彩绳 。
“放在以前，我不可能做出这种事，车队确实很神 。”他挠了挠脑袋，笑着说，“我完全不在乎什么大爱，或者公益，最珍贵的是认识了这帮兄弟 。”
不仅是二代，几乎所有队员都表达过对这段“兄弟情义”的依恋，连年纪最大的老王都是 。
老王今年57岁，但他还是会和自己儿子辈的队友们以兄弟相称 。他是在舒兰加入的车队，然后随队一起到了北京 。
身边人都理解不了老王的做法 。他是退居二线的林业局干部，有事时回单位开场会，没事就在家带孙子，年纪这么大了，为啥还要出去折腾？
老王偏偏不喜欢那样的生活，他当了18年伐木工人，做梦都会回到森林里，和工友们喝酒吃肉 。直到现在，他还对巨木从头顶划过，带掉帽子的惊险场面印象深刻 。
“抗疫和伐木一样，身边都是过命的兄弟 。”老王说 。
只是，老王毕竟不是当年那个“身体像树一样结实”的伐木工了 。在北京新发地市场消杀时，内部气温太高，再加上肉类腐烂散发出恶臭，老王忽然一阵反胃 。
他知道那里是污染区域，不能拉下口罩 。“我一个人感染了，其他人也跑不掉 。”匆忙跑到外面楼梯间时，他已经吐在了口罩里 。
老王说自己从来没这么不堪过 。
事实上，每次出现新的疫情，虎哥都会向“疫区”城市申请进入，提供帮助 。他们接受当地政府调遣，承担的往往都是最累、最“埋汰”的工作 。
在牡丹江定点医院消杀时，因为病人受不了喷雾，几十个男人只能拿着浸过消毒液的毛巾，蹲着或跪着擦遍病房的角角落落 。
车队并不是一个正式组织，没有章程，没有任何成文的规定，但它却有着强大的凝聚力 。
虎哥也说不清，他的队员来自天南海北，有穷有富，最后是怎么“穿上一条裤子的” 。
他定的车队进入门槛并不高：“真心想干，能长期干 。”
他接过很多电话，有人张口就是“一天给多少钱”，有人要“先试两天” 。在牡丹江时，一个浙江小伙千里夜奔，赶来与车队汇合 。大家换上装备开始干活儿时，这个新队员却把手机装在自拍杆上，开始直播：“老铁们，我现在在牡丹江抗疫……”
不到半天，“主播”就被虎哥赶出车队 。“老铁这，老铁那的，都是为了蹭热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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