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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技术扩散速度放缓：表现、成因及经济后果( 七 )


如果这种集中度的上升伴随着公司流动性的增加 ， 人们可能会不那么担心 。 换言之 ， 一年内进入一个行业前四名的公司可能与五年前进入前四名的公司大不相同 。 排名靠前的企业肯定会有调整 ， 然而 ， 没有证据表明这一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 ， 在一个年度中排名第一的公司在五年后仍有可能继续留在那里,亦即持续主导(Van Reenen, 2018) 。 这种情况就可能导致垄断力量的空前强大 ， 从而进一步恶化技术扩散进程中的梗阻现象 。
（三）收入分配恶化
如前所述 ， 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变革有利于以科技巨头为代表的巨型企业 ， 它们采取包括技术封锁在内的各种措施排斥竞争对手 ， 从而在行业中占据很高的产品市场集中度 。 有研究表明 ， 科技巨头大多是盈利能力强、资本和技术密集、劳动成本份额低的企业 ， 它们占据主导地位会导致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趋于降低 ， 从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Autor等 ， 2017） 。
一些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 ， 美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源自企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 Song等（2019）使用了美国社会保障局（SSA）的数据 ， 跨公司跟踪同一工人的随时间变化的收入数据 。 这允许他们将个人收入不平等的总体增加分解成企业之间而不是企业内部 。 几乎所有的收入增长不平等发生在公司之间 ， 而不是公司内部 。 换言之 ， 公司内部的高薪和低薪工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不足以解释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持续扩大的现象 ， 不平等程度的持续扩大主要在于领先企业与落伍企业的相同工种的薪资差距逐渐增加 。 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 ， 领先企业的员工从公司产生的准租金中获得了较多收益 。 例如 ， 如果一家公司创造了一项新技术因此具有暂时的市场优势 ， 它将获得一些高于市场的回报 ， 工人可以分享这一回报 。
五、总结与启示
本文的研究表明 ， 美国已经出现了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速放缓并存的“第二代索洛悖论” 。 究其根本 ， 技术进步和阻碍技术扩散的力量都在强力运转 ， 就像磁铁一样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力 ， 为技术扩散设置的障碍使得技术变革呈现“有轮毂无辐条”模式 ， 表现为前沿企业和落伍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越来越大 。
不可否认 ， 前沿企业（排名前5%的企业）都有自己的秘密武器 ， 技术能力强大 。 有的公司具备几乎不可复制的管理技术 。 像沃尔玛这样的零售商能够基于专有的物流软件开发深度集成的供应链网络 ， 更高效的物流、更高的库存周转率和更大的产品种类 ， 以及更低的成本 ， 使这些大型零售商相对于较小的连锁店和夫妻店零售商具有重大优势 。
但是 ， 科技巨头大多是双头兽：一方面在内部投资开发新技术 ， 另一方面收购创业公司来补强业务 ， 科技巨头企业有动力通过游说、设置进入壁垒和启动了一系列防御性的收购计划 ， 以巩固自身主导地位 。 数字技术释放出赢家通吃动力的潜力 ， 这使得技术领导者与落伍者的技术差距持续扩大 ， 技术扩散进程放缓 ， 也使得创业率、年轻企业的作用和就业活力的步伐在最近几十年有所下降 。 这一趋势在2000年之后有所加快 ， 这表明企业家在美国创办新公司的动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 科技巨头的垄断、新企业创新动力的弱化 ， 加上政府反垄断执法的软弱 ，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 导致生产率增速放缓、市场集中度提高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的出现 。
美国技术扩散放缓现象引发我们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 进一步拓宽视野 ， 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的技术扩散进程当前也面临新的挑战 。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 我国通过对外开放学习、模仿、消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 使得世界上各种先进技术“外溢”过来 。 在这一进程中 ， 我们有效地利用后发优势 ， 提升了我国的知识存量和技术实力 ， 带来了效率改进和经济持续高增长 。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 我国拥有的后发优势正在缩小；另外 ， 在逆全球化浪潮中 ， 美国试图通过技术封锁来阻断知识溢出的通道 ， 抑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 这些新变化势必导致国际间的技术扩散进程急速放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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