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陶行知：一辈子，一道题——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二 )
立志·虑之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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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手迹《民之所好》
陶行知的时代，山河破碎，国力羸弱，内外交困。他之所以考入广济医学堂，本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这与孙中山、鲁迅、郁达夫等人学医的初衷相同。但因受教会歧视，愤而退学。他也从过军，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地方武装暴动“华山起义”，还从过政，当了半年的徽州府议会秘书。但在这些左突右冲中，他唯一能“学”到的，只是无疾而终：军队的迂腐陈弊，“媚民政客”的鱼肉横行，以及“沉默的大多数”的冷漠、麻木，让陶行知感到无论是“医人”还是“医国”，都缺少了实实在在的根基，就像浮云在天上飘着，终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一九零九年，陶行知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又转入金陵大学文科。在内忧外患的逼仄下，危厄之局让他对教育有了坚实而迫切的思想基础：“人民贫，非教育莫之高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之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抱有“救亡图存”的思想，但经历种种挫折后终才清醒：相比于坚船利炮，唯有教育才是开启民智、自强自立、抵御外辱之道。从这一点中，可以看出陶行知经过冷静思考和树立鸿鹄之志后，终身选择“教育”的历史必然性。
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接触到王阳明我的心学。“从戊戌到辛亥，思想政治界的一些先行者，无论是较为温和还是较为激进者，都极其推崇王学。”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心学相比传统儒教而言，更强调个人的奋斗与证悟，把“个人的作为”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以实际的行动改变世界、改变自己。这一积极的价值主张，恰恰是传统信仰崩塌、观念混乱之际的“及时雨”，特别对朝气蓬勃的青年人胃口。想到终于有了前行航向，陶行知兴奋得直接取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之说，对“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深信不疑，把“陶文濬”改为“陶知行”。
改名之举，显示了他的决心。既然有了王阳明的“知”作底气，那“行”自然得紧紧跟上，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来了一波高调作为：在校时，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于伊利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并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
这一番马不停蹄的操作后，陶行知意外地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转折：遇到被称为“美国天字第一号思想家”的杜威。从王阳明那里，他笃信“知行合一”，但不久，杜威的阐释，更振聋发聩：凡事都等想好了再做，其实是来不及的。很多情况下，是先做起来，然后边做边学、边做边改、边做边完善，直到彻底解决问题。进一步说，杜威的“做中学”也认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只不过“做”是“学”的起点。这一论断，在后来杜威来华，孙中山向他请教“知”与“行”的先后顺序时，得以确认。陶行知特别信服杜威的，是这套行知思想，或叫实用主义哲学，在教育中的创造和落地。那就是“教育即生活”理论。
五四期间，杜威在华访学，陶行知、胡适、蒋梦麟等一帮弟子为师父宣传、推广，在国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对传统教育的猛烈批判，给僵化陈旧、沉疴难起的旧教育带来了新血液、新力量和新希望。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杜威，他的教育理论最为人熟知，也最有影响力的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从做中学”这三句话。它们的核心就在于“生活”与“做”的统一。这一方面和王阳明的“行”在某种意义上不期而遇，另一方面又大大拓展了教育实践的可能，将传统教育的受益面一下子从“点”拓展成“面”，从“单维”的身心修为延伸至“多维”的社会化、网络化的整体训练。
陶行知受此启示，大为兴奋，曾说:“我们必须有从自己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作根，然后别人的相类经验才能接得上去。倘使自己对于某事毫无经验，我们绝不能了解或运用别人关于此事之经验。”这显然是受到杜威的影响。因为生活是无处不在的，每个人的“生活力”也各有不同，“春色无高下，花枝自短长”，只要将生活融入教育本身，调动和改造每个人的经验，则每个人必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长之道。从此，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开始慢慢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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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业·形之上下
陶行知与育才学校儿童在一起
一九一七年秋，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任职，但均不长久。相反，他富于传奇和艰辛的教育生涯，是从主动脱下西装，再换上布衣，四处奔波开始的。他研究以杜威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尤其是“做中学”这一问题上，陶行知于一九二五年在南开大学讲演时提出：坚持“做”才是教育进步的核心。他积极主张在“做上教，做上学”，信奉“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学。”
这份以“做”为逻辑起点的初衷，是陶行知一生最可贵的坚持，也是各种创造、生化、淬炼的基础。可以说，在创新这方面，陶行知甚至比杜威的步子迈得还大。譬如，他没有选择稳坐在高校里搞“学问”，而是身体力行，跑到广大的农村、市镇、村舍、街道中，创出一个新天地：发动并指导了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国难教育、抗战教育等；推动幼儿教育、儿童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义务教育和中高等教育方面大力改革；创办晓庄乡村师范、育才学校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生活教育社等改革社团；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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