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赵燕菁：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应对之策(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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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进入到城市化的下半场后 ， 虽然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卖的价格更高了 ， 但获得资本性收入却找不到足够的投资项目 ， 资本也因此变得不再稀缺 。 在这一阶段 ， 运营性成本快速增加 ， 使得城市的现金流（税收）变得非常稀缺 。 所谓运营性收入是相对于资本性收入而言的 ， 卖地获得的收入 ， 是资本性收入 ， 其本质是城市政府的借的钱；税收 ， 是运营性收入 ， 其本质是城市政府挣的钱 。 看上去都是“钱” ， 但由于二者获取的方式和途径不同 ， 对应的支出也是不一样 ， 资本性收入（比如卖地）只能用于资本性支出（比如固投）；运营性收入 ， 才能用于运营性支出（比如工资、社保、福利） 。
当城市化进入第二个阶段后 ， 运营性支出会快速增长 。 由于这些支出不能用资本性收入覆盖（在现实中就是很多城市政府卖地没问题 ， 但社保、养老金甚至工资发放却出现困难） ， 只能依靠运营性收入 ， 其结果就是是运营性收入取代资本性收入 ， 成为制约城市化下半场地方经济发展的瓶颈 。 刚才小鲁讲政府支出要更多地转向民生 ， 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 我完全同意 ， 但这一政策转向成立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税收 。 如果说获得足够的资本是实现高速度增长的前提 ， 那么获得足够的税收就是实现高质量增长的前提 。 政府减少固投并不等于增加税收 ， 因为政府用于固投的钱是以投资的剩余作抵押向居民融资借来的 ， 如果政府没有进行相应的投资 ， 这笔钱也就根本不会存在 。 这类似于一个人的房贷只能用来买房 ， 一旦你不买房了 ， 这笔钱也就没有了 ， 因此房贷不能被用来交水费、电费和物业费等 。 城市也是如此 ， 学校、医院、社保、养老金、基础设施运维……这些钱只能依靠财政的一般性收入来覆盖 。 的原因 ， 卖地的钱和一般性的支出的钱是两笔钱 。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城市化下半场的经济特征：（1）资本性收入（比如卖地）不再重要 ， 运营性收入（比如税收）成为增长的新约束；（2）投资不再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新的动力来自于有效需求——本地市场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 这两点个特征意味着在城市化的下半场 ， 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经济目标：一是税收 ， 二是消费 ， 而这两点都和家庭部门的投资密切相关 。
在城市化2.0阶段 ， 政府部门的重资产大部分已经完成 ， 投资的需求主要来自企业和家庭部门 。 其中 ， 家庭部门的重资产化是城市化2.0阶段能否创造足够的投资需求的关键 。 而家庭部门正是在城市化1.0阶段被我们所忽视的：（1）如果家庭的生活成本很高 ， 劳动力成本就会很高；劳动成本很高 ， 本地企业就缺少竞争力；本地企业缺少竞争力；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企业 ， 企业弱 ， 政府的税收就会大受影响；（2）如果家庭缺少财产性收入 ， 消费就会不足；消费又不足 ， 市场规模就很难扩张 ， 与消费相关的税收和就业就会不足 。
在中国的税收结构里 ， 地方政府的主要现金流性收入来自于企业部门 。 企业部门的成本结构 ， 决定了其创造现金流的能力 。 而在企业的运营成本中 ， 最主要的一项 ， 就是劳动力成本；而劳动力的价格 ， 是与家庭部门最主要的支出结构密切相关的 。 家庭部门最主要的成本 ， 也就是劳动力最主要的成本 ， 就是住房成本 。 只要居住成本居高不下 ， 所有与劳动有关的经济活动都要面对巨大的成本压力 。 由此可以说 ， 一个城市低成本租赁住房的可获得性 ， 决定这个城市能不能持续支撑制造业的生存和发展 。 如果居住成本很高 ， 导致劳动力价格过高 ， 企业就会迁出这个城市 ， 税收与就业也会随之流失 。 虽然一个城市建成了 ， 在城市化1.0阶段获得了成功 ， 但如果投资的基础设施创造不了足够的税收 ， 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现金流性收入 ， 在城市化2.0阶段这个城市依然有可能被淘汰——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因为缺少低成本的住宅而导致人口净流出 ， 进而引发企业的大量迁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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