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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赵燕菁：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应对之策( 四 )



中国目前并没有主流的廉租住宅供给渠道 ， 低成本租赁住房的很多功能 ， 是由非正规的“城中村”来承担的 。 近些年 ， 南方和北方的城市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 在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的研究中 ， 城中村占整个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比例 ， 应该是一个很有解释能力的变量 。 南方很多城市半违章的城中村 ， 使得低成本可租赁住房的可获得性远远高于北方城市 。 正是这些低成本的住宅 ， 使得利润微薄的制造业得以在地价昂贵的大城市生存下来 。 其中城中村占比高达60%的深圳 ， 几乎以一己之力承担了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全部打击 ， 非正规住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 可谓功不可没 。

当进入城市化下半场的2.0阶段 ， 公共（产品）服务生产对经济增长已经基本不构成约束 ， 此时真正的增长约束来自于需求——生产出来的产品难以销售 。 今天的中国 ， 已经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制造业 ， 但生产出来的很多产品 ， 本国根本消化不了 ， 只能依赖欧美等发达国家提供的外部市场 。 在生产供过于求的时代 ， 拥有市场的一方 ， 会享有巨大的消费者剩余 。 从创造内需市场的角度 ， 未来靠非正规租赁住宅获得低成本优势的深圳可能会输给了其长期的对手——广州 。 尽管深圳在不久前经济总量超越了广州 ， 但广州为区域经济乃至国家经济贡献了远大于深圳的市场份额 。 2019年 ， 广州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达9975.59亿元 ， 而深圳仅为6582.85亿元 ， 不仅落后于上海、北京、广州 ， 甚至不如重庆、成都和武汉 ， 位列全国第七 。

以非正规租赁住房为主的住房结构 ， 是导致上述现象最主要的原因 。 一个最直观的解释 ， 就是住房是家庭最重资产的投资 ， 同时也是其消费的基础——有房的人才会去买车 ， 买冰箱等这些耐用消费品 ， 否则即使有钱你也无法把商店里的商品搬回家——因为你根本没有家 。 而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 则是非正规的租赁住宅虽然能降低居住成本 ， 但同时也限制了居民参与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 ， 抑制了家庭财富的增长 。 所谓二次财富分配 ， 是指政府的公共投资（比如道路、绿化、地铁、学校、机场和港口等）带来的新增社会财富在居民间的分配 ， 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不动产升值的方式实现的 。 是否拥有财产决定了你是否能参与财富的二次分配 ， 在这种财富再分配机制里 ， 财产性收入给家庭部门带来的财富增加远大过一般性收入（工资） 。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目前的中国 ， 家庭完全可以根据有无住房而被区分为两个阶级 。

可以说 ， 正确的住房制度是要解决城市化下半场的两大问题——劳动力成本和家庭消费——的关键 。 要想降低进入城市的门槛 ， 房子就要以租为主；要想获得财产性收入 ， 房子就要以售为主 。 面临两难冲突 ， 最好的办法既不是租也不是售 ， 而是把租和售结合起来——先租后售：一开始居民的收入低 ， 这时政府要让他们能通过租房把居住成本先降下来 ， 让这些人能在城市里工作并居住下来 ， 等到他们获得收入并上缴给政府交足够年限的税收以后 ， 政府再把住房按照成本价卖给他们 ， 而以往租金可以算作住房的按揭 。 这样 ， 就为城市劳动者设计了一个以低价获得城市住房的路径 。 在这些人口“租”房的过程中 ， 企业同时获得了廉价的劳动力 ， 政府因此获得了企业税收；在政府将住房“售”出以后 ， 家庭消费会给商家带来市场 ， 政府一样可以通过消费获得税收 。 城市经济自然从“卖地-固投”驱动 ， 转换为“税收-消费”驱动 。 “先租后售”实际上是1998年房改的扩大版 ， 当年的房改也是通过将长期租赁的公房低价销售给租住者 ， 创造了中国第一批有产者 。 正是这部分有产者支撑起了中国今天的大部分内需 。 从98房改的实际效果就可以看出 ， 有房和无房 ， 其家庭的消费会处于完全不同的数量级 。

在全球化时代 ， 面对过剩经济 ， 内部市场是参与全球竞争的后盾 。 原来中国在全球分工大循环中 ， 主要参与的是生产环节 ， 微笑曲线的两端——上游的资本和下游的市场——都要依赖发达国家 。 从这次中美贸易战可以发现 ， 拥有市场的一方才能拥有全球化竞争的主场 ， 没有市场就会处处受制于人 ， 生产能力越强 ， 谈判能力反而越弱——因为你的东西卖不出去 ， 你的生产能力就无法不能回收现金流 ， 此时需要不断折旧、付息的生产能力 ， 就会成为你的负资产 。 在城市化的下半场 ， 中国要想获得全球竞争的话语权 ， 就必须有强大的本地需求 。 当中国的内需超过美国时 ， 与中国市场脱钩的任何产业链都是自寻死路 ， 对中国关闭大门只能把自己关在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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