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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赵燕菁：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应对之策( 五 )



中国要创造世界级的本地市场 ， 同样离不开住房 。 这是因为市场规模不仅受财富多少的制约 ， 同时也受到财富分布的制约 。 在社会总财富一定的条件下 ， 贫富差距会对市场的深度和规模产生巨大的影响 。 消费函数包括效用和预算两个变量 ， 只有正的效用和正的预算的交集 ， 才能构成有效需求 。 换句话说 ， 只有当你既需求又有足够的预算时 ， 需求才是有效的需求 。 在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 ， 会出现富人在消费欲望充分满足后 ， 还有很多预算剩余；而穷人虽然消费欲望巨大（效用剩余） ， 但却没有足够的预算 。 结果虽然社会财富看似巨大 ， 但有效需求却很小 。 而在一个财富均等的社会 ， 效用剩余和预算剩余都会减少 ， 有效需求可以使市场规模最大化 。

基于以上论述 ， 我们就可以把市场规模问题转变为缩小均贫富问题 。 怎样缩小贫富差距 ， 传统做法是从现金流性收入入手 ， 通过税收缩小贫富差距 。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表明 ， 这一作法收效甚微 。 因此 ， 不能仅从末端的收入阶段均贫富 ， 而一定要从源头的资本阶段就开始均贫富 ， 美国最主要的资本市场是股票市场 ， 美国要想均贫富 ， 就必须让股票可以在居民间平均拥有 。 中国最主要的资本市场是住房市场 ， 如果中国的住房不能人人拥有 ， 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富差距 。 只有让所有人都能拥有住房 ， 才能让全社会公平地参与城市财富的二次分配 ， 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 ， 有效需求才会扩大到极致 。
最后是几点简单的结论：当中国进入城市化下半场——
（1）税收将取代融资（卖地） ， 消费将取代固投成为城市最重要的竞争力 。 在未来 ， 评价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不要以投资（固投）多少为标准 ， 而是要看他的现金流（税收） ， 能卖地的城市不见得是有本事的城市 ， 能有税收才是真本事；

（2）家庭部门将取代政府部门成为增长的核心 。 在城市化1.0 ， 主要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进行重资产投资 ， 到了城市化2.0阶段 ， 则是家庭要完成重资产投资 。 而在家庭的财产中最重要的就是住房 ， 住房功能不仅仅是“居住” ， 它同时也是家庭分享社会财富的主要工具 ， 是城市公共服务的载体 ， 是家庭参与社会分工的接口 。
（3）劳动力成本是企业部门参与市场竞争的关键 。 如果企业所在的城市劳动力非常昂贵 ， 这个城市的企业也会没有竞争力——即使一些企业在硅谷出创造出了新的商业模式并获得了投资 ， 也必须将产品放到深圳生产 。 所以 ， 低劳动力成本对于制造业的生存与竞争非常重要 ， 而制造业是城市化2.0阶段政府获得人口和税收的基础 。
（4）本地市场是全球竞争的主场 。 只有拥有强大的主场 ， 在全球分工中才有话语权 。 在供大于求的世界经济里 ， 只有消费者能制裁生产者 ， 生产者却无法制裁消费者 。 城市化下半场 ， 比的不仅是生产 ， 同时也是消费 。 拥有最大市场的经济 ， 生产也会率先升级 。

（5）住房决定了企业成本和本地市场 。 首先 ， 住房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 ， 新加坡政府通过建设组屋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 企业就会前往新加坡；香港高昂的房价推高了劳动力成本 ， 企业就会搬离香港 ， 城市经济就会空心化 。 其次 ， 住房由于对消费产生挤入效应 ， 可以扩大本地市场；通过住房的二次分配效应 ， 可以均贫富 ， 让有消费欲望的人有消费能力 ， 进而实现市场规模最大化 。
（6）如何有效解决住房问题？要充分吸取前一次保障房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 即保障房的建设不能单靠政府投资 ， 认为是政府提供的福利 ， 而是要通过金融制度设计 ， 将劳动力收益资本化 。 简单讲 ， 就是“先租后售”——通过先“租” ， 降低家庭进入城市分工的门槛；通过后“售” ， 完成家庭部门的重资产 。
中国的城市化即将进入下半场 ， 应对之策千头万绪 ， 但其中核心的核心 ， 就是住房制度设计 。 任何战略都要抓住问题的核心 ， 切忌“多端寡要” 。 如果说围绕土地制度的设计是城市政府上半场竞争的核心 ， 围绕住房制度展开的设计就应该是城市化下半场政府之间竞争的核心 。 不解决住房问题 ， 就不会有成功的城市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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