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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深入落实入额领导干部要带头办案( 二 )


第二,入额领导干部直接办案,应当注重所办业务类型的全面性、重质不重量 。检察机关入额领导干部,为检察机关的管理者,对全院检察业务负有指挥、监督之责,故理应精通各项检察业务办理 。因此,入额领导干部直接办案,不宜固定其办案岗位和所办案件类型,而应当鼓励其轮替办理刑检、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各类案件,以培养其全面之检察业务能力 。
当前,我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四大检察”“十大业务”正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在此背景之下,身为检察机关首长的入额领导干部则应当寻求检察业务之全面发展,即便是刑检、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等各个业务条线的分管领导,也应当突出自身专业背景和个人专长的同时寻求错位发展,主动在分管业务领域之外办理其他领域的检察业务,尤其是那些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 。唯有如此,方能通过长期办案培养入额领导干部的全面业务能力,提升其对全院检察业务工作的领导、指挥能力 。为此,在入额领导干部的分案机制上,可以考虑轮分制与指定分案制相结合 。对于入额领导干部的办案量考核,应当坚持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强调实际工作量,而非案件之数量,区分案件类型和审级,切忌搞一刀切 。
第三,构建与入额领导干部直接办案相协调的办案机制 。在常规办案流程中,检察首长(包括检察长与分管副检察长)与承办检察官之间基于检察一体制而构成了一种指挥、监督制约机制,对于承办检察官的违法办案行为或办案错误,检察首长可以通过指挥监督职权予以制约、纠正 。在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放权成为改革的主流话语,员额检察官独立办案和定案的权限得以扩大,办案的风险亦相应增大,坚持和完善必要的办案权力运行监督和制约机制,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正所谓“越是放权、越要加强监督” 。但是,在入额领导干部直接办案的背景下,由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身份合一,检察机关内部基于检察一体制而构建的常规指挥、监督机制可能面临失效,对于入额领导干部直接办理的案件,再按照常规办案流程,层报各部主任以及分管副检察长审批,有徒具形式之弊 。因而,对于入额领导干部直接办理的案件,在办案流程上需要重新加以设计:凡是需要层报上级审批的案件,若由副检察长直接办理的,则报检察长审批;而对于检察长直接办理的案件,则由检察长自行审批,当然责任亦需自负 。

完善机制重点解决“案”“选”“办”等关键问题
“入额领导干部直接办案,在案件类型上理应与普通检察官办理案件有所区别,重在‘大要难新’而非‘小简易普’案件,实现入额领导通过一线办案提升司法管理能力、业务指导水平的制度目标 。”
    如何深入落实入额领导干部要带头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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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磊
入额领导干部直接办案,是本轮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 。检察机关是政治性极强的业务机关,也是业务性极强的政治机关 。入额领导干部直接办案是对领导干部“政治过硬、能力过硬”的具体落实要求,是“深入一线”提升指挥作战能力的科学管理要求,更是员额制改革、入额必办案的司法责任 。入额领导干部身具司法官和管理者双重身份,行政事务对办案时间不免有所挤压,加之个别领导干部思想上不够重视、长期脱离办案一线业务生疏、能力不足,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办凑数案、办挂名案、畏惧办案、没有时间办案的倾向和问题,需要完善相应机制,将入额领导干部直接办案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切实发挥入额领导干部在司法办案中的带头、示范和引领作用,通过直接办案提升领导、指导办案水平 。
一是解决“案”的问题,建立案件类型甄别机制 。入额领导干部直接办案,在案件类型上理应与普通检察官办理案件有所区别,重在“大要难新”而非“小简易普”案件,如此才能发挥入额领导干部本身就是从优秀司法官中选任出来的办案资源优势,实现入额领导干部通过一线办案提升司法管理能力、业务指导水平的制度目标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办理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201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意见(试行)》(2017),都明确规定入额领导干部应当主要或者优先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敏感案件、新类型案件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 。在案件类型上进行区分,为避免入额领导干部选择性地办简案、敷衍应付办案设置了第一道关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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