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典籍|项羽放弑义帝考异(《史记》其实是一种眼界)

楚汉相争 , 波谲云诡 。二千年来史家、学者常以义帝之死为解析这一历史现象的楔子 。其说有两个层次 , 一乃项羽使人弑义帝 , 二乃项羽弑义帝是霸楚败亡的开端 。宋代李涂《文章精义》就以为项氏“立义帝以后 , 一日气魄一日;杀义帝以后 , 一日衰飒一日” , 其事是项纪的大纲领 , 所谓“此篇中纪羽由微而盛 , 由盛而亡 , 中以义帝为关炤 。羽未弑义帝以前 , 由裨将 , 而次将 , 而上将 , 而诸侯上将军 , 至分封则为西楚霸王 。始以八千而西 , 俄而二万 , 俄而六七万 , 至新丰鸿门则四十万 , 其兴也勃焉 。及弑帝则日衰矣……至垓下 , 所谓四十万者 , 忽为八百余 , 二百余 , 二十八骑 , 至无一人还 , 其亡也忽焉 。一牧羊儿耳 , 所系如此 , 可见名义在人心 , 不可没也 。”(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一)
名著典籍|项羽放弑义帝考异(《史记》其实是一种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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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似剔肉见筋的见解很大程度上只反映了宋以后书生的惯性思维方式 , 它基于宋明时期理学心学藩盛 , 宋(金)元清三朝异族军事蹂躏、文化清洗相互激荡而在知识分子中形成的浓烈异常的“统属”认知 , 并无贴切的历史根据 , 如《史记》“项羽纪”载楚汉相争之初 , 刘邦以替义帝发丧为名 , 率五诸侯五十六万卒缟素伐楚 , 项羽仅以三万人破汉军 , “汉卒十万余人 , 皆入睢水 , 睢水为之不流 。围汉王三匝” , 而“高帝纪”载汉王与韩信、彭越期会击楚而韩、彭不至 , “楚击汉军 , 大破之 。汉王复入壁” , 深堑困守 , 从《秦楚之际月表》查察 , 此时距义帝死三年余而距项羽乌江自刎仅二、三个月 , 哪里有关炤的影子 。项刘兴衰的分水岭当是被刘邦称为“连百万众 , 战必胜 , 功必克”的韩信始登台拜将 , 义帝的影响是后人(尤其书生)千年附会 , 如《淮南子·谬称训》所论“三代之称 , 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 , 千岁之积毁也”(顾颉刚先生《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便考证“纣七十恶”是从东周至西汉陆续添载的) 。项羽的败因在相当长的历史背景中都只能是合某一时代政治的解说 , 而杀故主失民心然后败亡的说法更是经典的儒家命题 。苏轼《范增论》“羽之杀卿子冠军也 , 是弑义帝之兆也……为增计者 , 能诛羽则杀之 , 不能则去之” , 洪迈《容斋随笔》“范增人杰”条下以为“羽夺王之地 , 迁王于郴 , 已而弑之 。增不能引君臣大谊 , 争之以死” , 其触动处莫不于此 。
但项羽弑义帝作为史实来讨论 , 却疑窦丛丛 。《史记》以史家身份叙说“项羽放弑义帝”主要见于三处 , 一是《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之元年十月“项羽灭义帝” 。《史记》诸表散佚窜夺较多 , 多楮先生(少孙)等人补缀 , 这种表述不是太史公习语 , 不能体现史迁笔法 , 可存而不论 。另两说分见英布传和项羽纪 。其中在历史上影响最深的是《黥布列传》的说法:汉元年四月 , 诸侯罢戏下 , 各就国 。项氏立怀王为义帝 , 徙都长沙 , 乃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 。其八月 , 布使将击义帝 , 追杀之郴县 。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已记及“今郴州有义帝冢及祠 。”唐代胡曾诗云:“义帝南迁路入郴 , 国亡身死万山深 。不知埋恨穷泉后 , 几度西陵片月沉” , 可见至唐时义帝没于郴县已成定论 。
考之《史记》行文 , 项羽授命英布弑义帝这一结论颇多疑点 。
《黥布列传》述英布起家至封九江王的经历甚简 , 事多见于项纪 , 本传集中铺叙的是背楚背汉两次转折 。背楚一例又侧重陈说汉谋士随何策反英布的说辞 , 其中有关涉义帝之死的表述 , 称“夫楚兵虽强 , 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 , 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 。这一陈说应该可以作出两种推断 , 一是随何清楚义帝非英布所弑 , 否则在如此敏感时刻敏感场合 , 最为忌惮的义帝之死是理当极力回避的话题;二是随何说辞本无记载 , 上面的言语是太史公所托 , 那么司马迁以为义帝之死非英布所为也应可以成为合理的结论 。而“英布列传赞”总括其生平 , 有英布为项羽坑杀助虐之评 , 无一字关乎义帝之死 , 也可资证 。如若不然 , 则只能理解为英布和刘邦于杀义帝一事上有某种令人惊心的默契 , 以至可以公开谈论而没有忌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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