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典籍|项羽放弑义帝考异(《史记》其实是一种眼界)( 三 )


《史记》迄于汉武太初间“获麟事” , 一如孔子述《春秋》束笔于鲁哀公十四年“获麟事” , 《太史公自序》更明言意在绍承夫子 , 以《春秋》“别嫌疑 , 明是非 , 定犹豫 , 善善恶恶 , 贤贤贱不肖”自寄 , 却于义帝之死一事上树嫌疑兴是非 , 那种种不得不尔的历史依据应该是剖解这一谜团的钥匙 。
《史记》以史家身份载项羽使人杀义帝的上述文字 , 常用“阴令”的修辞 , 以申明那几种说法并无直接证据 。而直诉项羽弑义帝的 , 不见于“项纪” , 却出自《高祖本纪》 , 汉王出关 , “至洛阳 。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 。汉王闻之 , 袒而大哭 。遂为义帝发丧 , 临三日 。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 , 北面事之 , 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 , 大逆无道 , 寡人亲为发丧 , 诸侯皆缟素 。悉发关内兵 , 收三河士 , 南浮江、汉以下 , 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
名著典籍|项羽放弑义帝考异(《史记》其实是一种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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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是掌管一乡教化的乡绅名称 , 董公遮道说汉王 , 其中有关义帝怎样死在《史记》里并无记载 , 而刘邦因之袒而大哭 , 因之发丧发使 , 因之讨楚 , 所谓“项羽放杀义帝”原出自刘邦发使讨楚的言辞 。至其受困广武间 , 以项羽十罪的说辞应付项羽的“独身挑战” , 其中罪九称“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 , 罪十称“为人臣而弑其主” 。刘邦这前后两次指称 , 使“义帝之死”一事终汉一朝 , 不可能有贰说 。而史迁又深信其事之伪妄无赖 , 这应该是《史记》记此事多兴事端的原因 , 因为非如此不能于日后重评斯狱 。“述往事 , 思来者”云云 , 正说的是《史记》中的这一类情形 。班固在这一事件上整齐事端 , 不仅入宝山空回 , 且披金沥沙 , 不能说没有为汉张目的隐衷 。其记“董公说汉”一节较《史记》详尽 , 可见踪迹:至洛阳 , 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 , 逆德者亡’ , ‘兵出无名 , 事故不成’ 。故曰:‘明其为贼 , 敌乃可服 。’项羽为无道 , 放杀其主 , 天下之贼也 。夫仁不以勇 , 义不以力 , 三军之众为之素服 , 以告之诸侯 , 为此东伐 , 四海之内莫不仰德 。此三王之举也 。”
所谓“明其为贼 , 敌乃可服” , 是出于兵争的需要 , 原无半点公义之心 , 《通鉴》记此事从《汉书》 , 却在其后立续一事:使者至赵 , 陈馀曰:“汉杀张耳 , 乃从 。”于是汉王求人类张耳者斩之 , 持其头遗陈馀;馀乃遣兵助汉 。
司马光对董公与刘邦间的这一折演出没有一字评价 , 但在史、汉写法以外着意以“诓赵(陈馀)”为映衬 , 其态度已煞是鲜明 。所以王夫之《读通鉴论》直陈“高帝无哀义帝之心 , 天可欺乎?人可愚乎?”逢场作戏的拙劣表演令尊刘贬项者都难以卒目 ,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所称“抑亦班氏父子所谓慎敷其事 , 整齐其文者 , 乃其所以不逮太史公者与” , 是从辨析班马的史才上着手 , 不知不觉中疏漏了两者史心的同异 。《史记·游侠列传序》述“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 , 已享其利者为有德” , 是太史公愤激之言 , 至班固却居之不疑;庄子“窃钩者诛 , 窃国者侯 , 侯之门 , 仁义存”(《胠箧》)的反语班氏也以正理看了 。儒学政教化后对思考力的钳制有这样的功效 , 实在可怕 , 尤为可怕的是它的禁窒连绵一二千年 。李渔论朱熹去汉千年而畏汉朝 , 私高帝之甚 , 是因为刘邦得天下以“正” , 哭义帝而伐楚 , 是欺天下人以“方” , 这种思维方式着实令人毛骨悚然 。
章学诚《文史通义》谈“史德”以为“才学识三者 , 得一不易 , 而兼三尤难 。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 , 职是故也” , 有所具者事 , 所凭者文 , 而其所贵者义的说法 。若认为“义”之一字是指天下公义千载公理 , 《史记》可以肩担良史之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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