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典籍|项羽放弑义帝考异(《史记》其实是一种眼界)( 二 )


《史记》载义帝之死还有另一说 , 《项羽本纪》“汉之元年四月”:项王出之国 , 使人徙义帝 , 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 , 必居上游 。”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 。趣义帝行 , 其群臣稍稍背叛之 , 乃阴令衡山(衡山王吴芮 , 原秦朝鄱令 , 反秦后号番君 , 因率百越佐诸侯 , 从项羽入关而封)临江王(临江王共敖 , 义帝柱国 , 即令尹 , 以击秦有功封)击杀之江中 。
《高祖本纪》也有近似的表述:项羽出关 , 使人徙义帝 。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 , 必居上游 。” 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 , 趣义帝行 , 群臣稍背叛之 。乃阴令衡山王、 临江王击之 , 杀义帝江南 。
英布杀义帝说的畅行极可能俑始于《汉书》 , 班固记载义帝之死袭陈英布追杀之说 , 分见“高帝纪”(二年冬十月 , 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项籍传”(二年 , 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英布传”(项王封诸将 , 立布为九江王 , 都六 。尊怀王为义帝 , 徙都长沙 , 乃阴令布击之 。布使将追杀之郴) , 并无衡山、临江事 。众所周知 , 史、汉两书 , 唐前士子学者多崇班抑迁 , 班、马所述不同 , 极可能称引班《书》所录 , 何况《史记》同一事而异说 , 使人莫衷一是 。班固纂写《汉书》时整一《史记》材料 , 使之有序 , 自范晔以来已成公论 , 但“义帝之死”一事删汰临江、衡山事 , 显见有“史”外的考虑 。
名著典籍|项羽放弑义帝考异(《史记》其实是一种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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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相争期间衡山王吴芮从汉 , 徙为长沙王 , 《史记》“高祖纪”载其事 , 出刘邦口 , 所谓“皇帝曰”: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 , 都临湘 。番君之将梅鋗有功 , 从入武关 , 故德番君 。
其理由直如儿戏 。而《汉兴以来诸侯》称“高祖末年 , 非刘氏而王者 , 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 , 天下共诛之 。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 , 惟独长沙异姓” , 且吴芮的长沙国传五世 , 只因为无嗣 , 封国才除 。这在嫉贤害能自私无赖的刘邦治下 , 不能不说是个异数 , 中间不知有多少“不足为世人道”的事端 。若衡山(长沙)王弑义帝 , 尴尬的怕不是项氏而应该是刘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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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王共敖 , 义帝柱国重臣 , 若杀义帝 , 牵连到项羽也十分勉强 , 何况“高祖纪”载天下大定 , 诸侯皆臣属汉后 , 临江王共欢(敖薨后 , 子欢继立)犹“为项羽叛汉” ,项汉之间 , 项即是楚 , 太史公笔下“为项羽”云云 , 岂是信其轻易弑楚帝之人?
因此 , 《汉书》采《史记》中英布弑帝一说 , 多不是出于事据 , 《汉书·司马迁列传》称《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 , 一心为刘汉隐恶讳丑的班固最后指认英布弑帝 , 一者可能是英布一生反秦叛楚叛汉 , 弑义帝一事虽“莫须有之”, 但可以“想当然耳”;一者可能是英布在三人中与项羽关系最为特殊 , 如果出于这一考虑 , 那便有栽赃的险心了 。若是秉史直笔 , 刘邦或许应该从这一事件的隐身处浮上前台 , 惜班书不肯着一笔 。
《史记》虽随写随编 , 节次也有错杂 , 但以史迁的才力 , 记载义帝之死这样的大事断不至于如所见的这般混乱矛盾 , 其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司马迁有充足的理由或证据判定义帝之死非项羽指使 , 而记载却只能这样不得不尔 。《太史公自序》“述往事 , 思来者 , 藏之名山 , 副在京师 , 俟后世圣人君子”之说或许正是这种种曲笔的自诉 。因为只有刻意设疑 , 扭曲的文字历史才有辨明的时候 , 若只述一说 , 时日略长 , 存于民间的真相传述、知情者的陈说固已湮灭无踪 , 于当朝不利的档案史料更无幸存之理 , 天网恢恢 , 真相原本比大多数东西更易错漏而湮灭销亡 。至班固《汉书》在义帝死因上只备一种说法传世并且大流行 , 千多年来疑案几乎一直在作为定论流播 。司马迁深忧之事成为现实 , 更可见太史公当时如此行文“述事”的必要和远见 。而历史学上也确实有学者因此启疑 , 故尔不时地透出些有趣的声音来 。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一”载:“二年 。冬 , 十月 , 项王密使九江、衡山、临江王击义帝 , 杀之江中” , 命分属不同的三诸侯杀当时的天下共主 , 用一“密”字 , 迂腐如《通鉴》者 , 对此事的怀疑也是历历在目的 , 何况衡山临江九江三王杀帝自《史记》纠合而“汉二年十月”采《汉书》 , 较《史记》常规的“汉之元年八月或十月”说有整年的差误 , 距《月表》英布归汉仅两个月时间 , 时英布因为伐齐王事(汉之元年)与项羽抵牾日久 。智者于狐疑或不便正说处 , 理当如夫子所说“付之阙如” , 或“存而不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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