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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深圳城建40年：“弹丸之地”，竟造出最好的城( 二 )


当时 ， 深圳特区定位于“以外向型工业为主的综合经济特区” ， 这一“产城融合”式的总体规划直接推动了大量以“三来一补”企业为主体的小型工业区建设 ， 当时的特区可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园区集群” 。 同时 ， 深圳集中有限的政府财力 ， 在罗湖中心区集中打造以商业服务为主体的城市中心区域 。
而在86版总规超前的规划视野中 ， 以商业、酒店和商务服务为主体的罗湖还不是未来的城市中心 。 从城市设计原理出发 ， 总规确定了当时尚未开发的福田为城市文化中心区 ， 由此引发了一场关系到深圳未来数十年城市中心所在的“规划方案之争” 。
早在深圳特区刚刚成立时 ， 香港投资者就对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福田片区（当时仍属于福田公社）投下“重注”：1981年11月 ， 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与香港合和集团签署了合作开发深圳新市区的合同 。
合和集团老板胡应湘作为当时最看好内地发展机会的港商 ， 已向中央建议兴建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广深高速） ， 并联合其他港商在广州修建五星级的中国大酒店 。 在获得福田中心区30平方公里的开发权后 ， 胡应湘聘请国际规划师做了一个“圈里套圈”的环形路网规划方案 ， 令政府和专家都瞠目结舌 。
此时合作开发协议已经签订 ， 深圳市政府只能组织各界专家与胡应湘讨论 。 尽管专家们都认为方案不可行 ， 但手握开发权的胡应湘仍坚持自己的方案 。 最终是由担任建设总规划院总规划师的周干峙 ， 回北京请来建设部总工程师陈占祥参与讨论 。
陈占祥1930年代便获英国伦敦大学城市规划博士学位 ， 师从英国规划大师阿伯克隆比 ， 更参与了1940年代闻名于世的“大伦敦规划” ， 是英国皇家规划学会会员 。
当胡应湘及其带来的几位英国专家 ， 听说面对的是曾参与“大伦敦规划”的前辈大师时 ， 立刻肃然起敬 ， 开始考虑新方案的合理性 。 结果 ， 深圳很快收回了这块规模巨大的中心区地块 ， 为十年后的中心区开发保留下珍贵的土地资源 。
首次引入公众参与
1980年代后期 ， 为了迎接香港回归 ， 早期定位于“出口加工区”的深圳 ， 一跃成为承接香港回归的“国际化城市接口” 。
城市定位的升级 ， 令早期327平方公里的特区面积明显不足 。 1989年 ， 深圳首次借鉴香港规划体系编制《深圳城市发展策略》时 ， 便提出尽快扩大特区用地范围 ， 同时启动深圳规划体系改革的建议 。
1992年初 ， 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改革东风” ， 不但催生了新一轮城市建设投资热潮 ， 也启动了深圳城市规划管理体制的空前巨变 。
在这一轮被称为“规土合一”的体制改革中 ， 深圳市政府一方面将特区内原农村集体用地全部征收 ， 初步实现特区内城市化；另一方面启动政府机构改革 ， 将市级规划、土地、房地产管理部门合并 ， 成立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
至此深圳特区内所有城市土地从产权、规划、建设到房地产开发管理的“全产业链”均被纳入统一的城市规划管理体系内 。 这一全局性改革所应对的 ， 正是这座新兴城市内土地及物业权属多元复杂化所带来的城市治理机制挑战 。
1980年代极具前瞻性的城市总体规划 ， 正被轰轰烈烈的房地产开发热潮抛在身后 。 日益碎片化的商业住宅小区开发 ， 与必须统一规划建设的道路、水电、燃气、电信等基础设施配套屡屡“脱节” 。
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 ， 令地方政府失去了部分传统税基 ， 但却获得了另一项意外的收入来源：那就是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 自此 ，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之门打开了 。
在这个背景下 ， 当1993年特区外宝安、龙岗等县“撤县改区”纳入深圳城市化管理体制内时 ， 深圳新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 ， 便成为聚集改革共识和协调各方改革方案推进的关键“改革蓝图” 。
深圳市政府大胆起用刚刚成立三年的深圳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规院）担纲此轮总规编修：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规划师 ， 承担起为深圳这座同样年轻的城市寻找未来发展方向的重任 。 编修过程长达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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