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深圳城建40年：“弹丸之地”，竟造出最好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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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1日 ， 清晨时分的深圳前海自贸区 。 （IC photo/图）
四十年前 ， 深圳曾以“深圳速度”闻名 ， 但其实深圳不仅仅只有速度 ， 它还是中国城市建设的典范 。
从1980年代深圳特区推行“七通一平”所代表的初级制造业空间 ， 到1990年代以福田中心区城市设计为标志的城市综合空间 ， 再到2000年后以绿道空间、地下空间和公共空间为代表的城市生态空间 ， 深圳经历了近40年的探索 。
根据联合国人居署与中国城市经济协会发布的“2018中国内地城市综合排名” ， 中国城建最好的城市就是评分100的深圳 。
2019年5月 ， 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首届联合国人居大会上 ， 特别发布了由十余名多国专家合作编写的《深圳故事：经济、社会与环境转型》一书 。
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执行主任迈穆娜·穆赫德·谢里夫在序言中写道 ， 在如何实现可持续城镇化成为全球重要课题之际 ， 深圳的发展经验“值得全球其他新兴城市和经济特区借鉴” 。
事实上 ， 深圳在最初只有327.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造城 ， 40年后人口膨胀至千万级别 ， 仍能应付裕如 ， 不仅归功于当初建设者的超前眼光 ， 也得益于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制度因素 。
极具前瞻性的86版总规
在成为特区的最初五年里 ， 深圳也曾有过一段缺乏整体规划、基建超高速发展的日子 。 市财政因此不堪重负——出现高达数亿元的银行信贷透支“赤字” 。
1985年 ， 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李灏“空降”深圳担任市长 ， 迅速推动了深圳第一次产业结构大调整：短短一年时间 ， 全市1500多项基建项目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 ， 施工队伍裁减近10万人 。
与此同时 ， 深圳先后成立特区外汇调剂中心、市投资管理公司、市监察局和城市规划委员会四个关键部门 ， 理顺了外贸投资、国企管理、政府监督和城市发展规划四大领域的工作关系 。 深圳特区的建设发展由此走上正轨 。
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成立 ， 关系到深圳特区的全局性发展规划 ， 从一开始便受到高度重视——市长李灏亲自兼任规划委主任 ， 聘请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为首席顾问 ， 由来自英国皇家规划学会、日本东京大学、澳大利亚堪培拉规划局专家在内的三十多位中外规划界权威人士担任规划委员会顾问 。
此时 ， 中国城市规划体系正面临着一个“青黄不接”的“断档期” 。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引入苏联模式做了部分重点城市规划后 ， 1958年开始 ， 全国停止城市规划长达20年之久 。 到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时 ， 只能临时抽调已近退休的老专家带着刚毕业的大学生到深圳做规划 。
即便如此 ， 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规院）编制完成的第一版“深圳特区总体规划”（86版总规） ， 就体现出极具前瞻性的超前眼光与现代城市规划意识 。
在1986年特区内人口不足30万的情况下 ， 不但按照“特大城市”110万人口加以规划 ， 更是为市政交通等配套设施预留了近2倍系数的后续建设空间 。
今天在深圳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原特区内居住人口超过400万的情况下 ， 其市政交通等配套系统依然能够顺利运行 ， 正是得益于第一版总规的前瞻性 。
在86版总规中首次确立的“带状组团空间结构” ， 已经成为今天国内规划界的经典设计之一 。 其特点不仅在于空间结构极具成长弹性 ， 能够容纳城市的“多元化生长” ， 更在于其集居住、工作与社会活动为一体的新型城市生态 ， 打破了原来苏联式“功能分区”的单一结构 ， 更加符合现代城市人工作休闲相交融的生活模式 。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 近年来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兴起的“产城融合”模式 ， 其建设规划的理念源头便来自深圳特区的“86版总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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