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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深圳城建40年：“弹丸之地”，竟造出最好的城( 三 )


在“规、土、房合一”的新型城市土地管理机制下 ， “96总规”突破了计划经济下简单空间设计框架 ， 从“全市域、全要素”的角度综合考虑包括土地、交通、产业在内的各类社会经济要素平衡与协调 ， 搭建起了多层次城市发展要素综合配置空间 。
与此同时 ， “96总规”在编制过程中打破政府部门“闭门造车”的模式 ， 首次在规划修编过程中引进公众参与模式 ， 举办了全国首例规划公众展示 ， 并就规划内容广泛征求市民意见 ， 开启了深圳此后在各层次规划中引入公众参与的制度传统 。
1998年 ， 《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正式颁布实施 ， 行业中独树一帜的“三层次五阶段”规划体系终于在深圳成型 。
在这一体系中 ， 除了各类与市场接轨的技术标准和流程规划外 ， 最值得关注的是充分利用深圳的地方立法权 ， 以法定方式对政府、社会和市场各方的责任、权利与义务进行了清晰的界定 。
以规划体系核心的“法定图则”为例 ， 条例将法定图则的审批权从传统的规划主管部门 ， 转移到独立的“城市规划委员会”手中；同时对规划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做了严格规定 ， 要求“公务人员不能超过委员会半数” ， 并且“每次决议必须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同意方可通过” 。
这一规定极大约束了行政主管部门对法定图则的审批控制权 ， 并以法定程序规定在图则草案编制后必须向社会进行公示 ， 接受社会监督和吸纳公众建议 ， 有效保障了图则制定审批过程中的公正性、权威性与透明度 。
1999年 ，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获得国际建筑师协会（UIA）首次授予亚洲的“城市规划荣誉提名奖（阿伯克隆比奖）” ， 这是中国城市规划行业当时所获得的国际最高荣誉 。
“制度之翼”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 中国迅速成为亚洲制造企业在国际金融动荡中的“避风港” ， 开始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制造业产业链重构 。
深圳乃珠三角地区本来就定位于“外向型出口加工区” ， 在这场跨国产业链重构中获得了空前的产业发展机遇：从1996年到2000年期间 ， 深圳GDP总值从795亿元跃升至1665亿元；外贸进出口连续8年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 。
与此同时 ， 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推动的高新技术发展战略也迎来了飞跃：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从225.8亿元增至1064.5亿元 ， 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0.5%提升至42.3% 。
2001年在对“96总规”进行中期实施绩效评估时 ， 城市规划师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难堪的现实：获得国际荣誉的美丽蓝图 ， 却在现实中处处“变形走样”——城市人口规模远超规划预期 ， 发展结构非均衡状况有增无减 ， 特区内外二元分化更加突出 ， 重大设施选址大多变动……
与此同时 ， 对未来五年城市发展的专题研究发现 ， 深圳即将面临从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到水电能源等一系列严峻的城市承载“极限约束” 。
直到2002年底 ， 一篇题为《深圳 ， 你被谁抛弃》的网络文章 ， 以深重的忧患意识历数了深圳从金融到产业的一系列“转型危机” ， 在短短数日内以网络传播的方式 ， 引发了深圳社会各界对城市转型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
借助这一社会共识的推动 ， 深圳市再度展开了从政府职能转型、国有企业转制到城市规划变革的一系列重大改革 。
2005年深圳正式启动城市化转地工作 ， 将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原农村集体土地 ， 全部征收为城市建设用地 ， 由此跨越了此前二十多年的“城乡二元化”发展模式 ， 进入“全域一体化”统筹发展阶段 。
在全局一盘棋的统筹发展视野下 ， 面临土地、资源、环境和人口“四个难以为继”挑战的深圳 ， 开始从早期粗放式的扩张式增长 ， 转向以提升存量资源使用效率为标志的“内生增长”模式 。
2005年11月 ， 《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颁布实施 ， 这条国内首次以政府规章形式明确的城市“基本生态控制线” ， 将约占全市面积一半的974平方公里土地纳入禁止开发或保护性开发范畴 ， 被称为深圳生态环境保护的“生命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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